李文定（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李文定简介

李文定，原名李奠世，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生，县城西大街人。其父李存智，曾任国民党第一次全国大会代表、县参议长等职。

民国14年（1925年），李文定在开封一中就读。上海发生“五卅”惨案，为支援上海工人运动，李文定受开封学生会委派，回宝丰动员各界捐献银币5万余元。次年，考入广东黄埔军官学校。民国16年（1927年），赴湖北随州任建国军第二军教育副官，并加入中共地下组织。

民国17年（1928年），李文定离开建国军到禹县国民党县党部任党务教员。因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被禹县当局逮捕，经营救出狱至确山时，又被冯玉祥部队逮捕，幸遇军中黄埔同学相救获释。次年，以国民党河南省宣抚委员会第三路司令身份回宝丰以招兵为名从事革命活动。后经地下党组织分配去鲁山国民党县党部任党务训练班大队长。该县地下党遭破坏后，又到国民党新编第二十师教育团任队长。其间，李文定多次托人讲情，先后将师部拘捕的共产党员张经武、阎普润和教育团的10名学员释放。民国27年（1938年）初，李文定任一六六师九九一团副团长，与团长一道，会合曹玉珩团攻夺日军土肥原十四师团占领的济源县城，迫日军3000余众弃城东逃。7月升任团长，率部在济源、孟津、温县、沁阳、博爱、武陟等县境，对日军相机出击，同时支持基层抗日政权，打击日伪组织，保护群众秋收。李团仅与日军第十四师团大规模作战就有10余次。民国29年（1940年），李团曾攻夺日军四十一师团盘踞的山西浮山县、临汾市、官雀镇、府城等重要城镇，并对日军大扫荡部队进行反扫荡10余次。在沁水县以北20里大小尖山地区，李团阻击拥有2万余人、40余门大炮和多辆坦克的日军四十一师团，力战6昼夜，迟滞日军未能按计划进入中条山作战。中条山战役中，国民党第十四集团军被日军包围，对外联络中断，李文定奉命率加强团4个营突入包围圈，将密电文件面交集团军总司令刘茂恩后，又率队冲出返回太岳山区复命。

经过对日作战，李文定英勇善战已负盛名，随军至重庆后，升迁警卫师少将参谋长，又应胡宗南之邀赴陕西任三十二师副师长。民国34年（1945年）8月，日军投降，李文定奉命到石家庄市接收日军物资，并主持该市警备司令部工作。其间，多次掩护和营救地下党员及人民群众，后涉嫌被通缉。但胡宗南以个人名义保送其到南京国防部陆军大学将官班学习。军大毕业，李文定赴开封任河南保安第二旅旅长，后离去。1948年12月，经胡宗南应允于灵宝成立国防部第三纵队，自任纵队副司令、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1949年春，李文定接到解放军要由灵宝借路西进通知时，即考虑到事关大局，便同纵队司令刘希程研究部署，掩护解放军乘夜顺利通过。胡宗南背腹受敌，退至秦岭地区，解放军遂于5月20日解放西安。6月初，解放军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和参谋长张经武在西安面示李文定带领第三纵队至陕西华阴休整。此时，河南行政学院院长王晓舟受命突临灵宝，强令刘希程于6月10日速率主力2000余人起义。于是，李文定在返回途中，遂将驻潼关的辎重团和汽车队1500余人交由西北军区接管。

李文定起义后，历任解放军第十八兵团高教班队长、西南军大高研班研究员、南京军事学院军事教员、江苏省政协驻会委员兼政协市县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7年整风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分子；“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冲击、迫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组织为李文定改正、平反，并安排其任省政协文史文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为出版文史资料，李文定辛勤组织，伏案笔耕；同时，还利用广泛的海内外社会关系，通过信函往来，宣传中共的统战政策和祖国的建设成就，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积极贡献。2000年1月4日，在南京因病逝世。

附：网络上李文定简历。（1908-？），原名奠世，河南宝丰人。黄埔军校第6期警宪班、中央军校高教班第5期、陆军大学将官班乙级第3期毕业。1938年7月任第91军166师496旅991团团长，1939年任第93军166师496团团长，1943年1月任军事委员会警卫师参谋长，1945年5月任第3军32师副师长，1947年兼任石家庄警备司令部副司令，1948年5月任河南省保安第2旅少将旅长，10月任国防部第3纵队参谋长兼新编1师师长，1949年3月又兼任第19绥靖区豫西分区干部训练班教育长，6月10日在河南灵宝起义。后任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军事教员，江苏省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江苏省政协市县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录自1996版《宝丰县志》和2007年出版的《平顶山革命史》）

李文定的革命生涯

先说我的家世，我原名李奠世，曾用名李天降，后来才改名李文定，家住宝丰西街。父亲李存智，字乐水，以磨面维持生活。因为他想识字，没事了就给隔墙的私熟老先生挑水，清末考中了秀才，后来他又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在县办小学当校长。孙中山推翻满清，改帝制为议会制，他曾任省参议员、县参议长、樊钟秀的建国豫军总司令部的秘书长等职。

我个人，七岁读书，高小时到开封师范附小上学，毕业后考入开封第一中学读书。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开封一中学生响应，罢课、宣传、搞募捐。学校派我回宝丰搞募捐。当时，樊钟秀的建国豫军总司令部在宝丰，我找了樊钟秀，他在县政府召集绅士和财主开会捐款，仅樊钟秀就捐现洋五万元。这样，我的募捐成绩算是最好啦。因为“五卅”运动中，学生罢课、打校长，我又是学生会负责人之一，我就不能上学了，正在我迷茫之时，一个叫姜梦夏的中年人找我，他给我写了介绍信，到广东考黄埔军校。学是考上了，又没有钱了。我在报上看到冯玉祥的代表李鸣钟（冯的参谋长，沈丘人）给革命政府接洽去了，我就去找他。我说我是来考黄埔军校，考上了没钱交旅馆费，人家不叫走。他说，“你们几个人？”我说，“河南有好几个，一共欠了一百多块钱”’。李鸣钟马上拿了二百块现洋。这样才解决了问题，上了黄埔军校第六期。学校生活很苦，二等兵的待遇，每月七角五分钱，军装都是老粗布染的，一个月四双草鞋，住的是芭蕉棚。每天上四个小时的操场课，四次课堂课，要出去驻防，要押火车，还要到惠州等地和叛军作战。学生不只中国人，还有朝鲜人、越南人、暹罗人、印度人等。学校里国民党、共产党在一起开会，共产党、国民党，都可以跨党入党，两党是融洽的，仅有少数右派反对共产党。政治教官和指导员，全是共产党员。我在校看的，有《向导》、《新青年》等共产党的刊物，书籍是《共产主义ABC》和布哈林的著作。每星期听政治报告，报告国际形势、国内形势、革命形势。所以，我在那里打下了思想基础、理论基础。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事变，黄埔学校4月15号发动事变，清理共产党员，进行屠杀。清党以后，我们连分成三个组，叫开会讨论，我在第三组，我说，蒋介石校长背叛革命，残杀农工，现在又清CP（即共产党)，我提议，开除他的国民党党籍。会后，李定（在开封时的同学）找我，他说，你是饭桶，你敢讲开除校长的党籍呀！以后有些话了咱俩说，对外人可不敢讲。没几天，李定通知我到广州市我们营长家去开会，营长罗翘秀说蒋介石不得人心，我们要坚决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反对清党。会议决定成立“中山文艺社”，定了章程，明确规定遵守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没好久，听说武汉还是国共合作着的，学生都陆续开小差往那里跑。我买了船票，经上海、南京到了武汉。可是到武汉，形势大变，我一打听，樊钟秀的建国军在湖北随州厉山镇驻扎，我就到建国军的第二军赵天清那里当上尉教育副官。时间是一九二七年秋天。后来，韩国勇（又名韩友谋，泌阳县沙河店人，也是黄埔开小差的学生）找我到馆子吃饭，他说，你人党吧?我说，我在黄埔跑出来，已经是国民党的叛徒了，我不入。他说，找你入共产党，入CP。我说那我干。他说，你愿意了，三天后，你到唐河县城东北角城墙上，有一个名叫周犹宋。你跟他见面。三天后，我去见了周犹宋。他叫我填填表。他说，明天小组开会，你参加。这次会议，跑到城外菜园里，特委书记郝久亭也参加了，这个组的人，基本上都兼有国民党的职务。从这时起，我的革命生活就在这个军队里头开始了。后来这个部队番号变来变去，基本上还是这个底子，里头都有党的组织，不过活动越来越困难了，所以我经常失掉联系，我又经常找党，不知找了多少次。

1928年，冯玉祥为争夺豫西地盘，与樊钟秀打起仗来，樊钟秀打不过，最后到安徽，军队瓦解了。我没办法，到开封国民党省党部找到党务训练班大队长李定，他给我介绍到国民党开封市党部民众训练委员会当委员。去一个月，市党部叫我按党证号码填表，还要看党证，我因在黄埔跑出没党证，没办法，我找省黄埔同学刘宜斋（西华人)，他是国民党河南区域的党务视察员，叫他给我换个地方。他给我安排到禹县国民党县党部党务训练班里头，当党义教师。另外，他还介绍一个黄埔同学顾炳信（西华人），当大队长。这是一九二八年夏末秋初的时候。教书到冬天，一天夜里，突然县党部主任委员王明辰、常务委员刘华杰，还有漯河市国民党执行委员王东林，带着警察局长、武装警察，把我逮捕押到监狱。押了一个时期，有一天，警察局长开庭审问，问我：你为什么在党务训练班给学生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你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也就是共产主义。你还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实行，共产主义就是民生主义的理想，这是你讲的吧？我说是。

我确实借讲经济学，掺一些《资本论》的学说，这是我在黄埔学的。他说，那你怎么说？我说，我说不上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民生主义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孙中山讲民生主义第二讲的原话。说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理想，也是这一讲的原话。我是党义教师，我忠于三民主义。我这一讲，他张嘴说不出话来。他说，给唐河县周犹宋的信，我们研究，那是相信共产党的组织。我说，周犹宋是个大学生，还是个地主兼绅士，不信你打电报去问。那时没电话，打个电报得一、二十块钱。他又说，你为什么叫漯河铁路工会的森自安转信？他是共产党员。我说，这是通信常识，就是你的朋友写信叫转，你不转。他说，那个收信人阎普润是共产党员。我说，他在黄埔是蒋总司令的学生，现在过秋没棉衣，又害病，我给他兑钱，同学救济同学这是常情。结果给他弄得瞪着眼说不出话，突然就宣布退堂。过了十几天，我的案子报省党部。叫我找人保出去，先住到县党部去养病。我就把顾炳信找来，叫他去找人保我。他出去一鼓动，我教的学生来保我，头一个就是肖文荣（我现在的老伴），还有男学生，盖了三、四个章。顾炳信把保状送到警察局和县党部。保出来住到县党部不两天，宋聘三先生（咱的特委书记），派人把我叫到他那里，宋先生讲，路费给你准备好了，你赶快跑，这地方你可不能留，不能上当，我替你想好了，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你先到北乡我家里，我家有枪，没人敢逮捕你；另一条路，你找那个中央视察员，他权大，不唯能保你，还可以救这几个保人，不然，这一批青年都会被押起来，你要考虑怎么走。我说，我和顾炳信一路走，找刘视察员解决我的问题，路费我有。后来，我一想不对，得给县党部弄个麻烦。我就和顾炳信去找县长全耿光，他也知道俺俩的后台是刘视察员。我说，俺俩也没事了，你给俺准备个骡车，明天到许昌办点事。县长就糊里糊涂给准备个骡车，第二天五更，俺俩就坐着跑了，想着叫县党部和县长扯皮去，这四个小青年责任轻些。从许昌乘火车到确山没找到刘视察员。晚上，县党部安排俺俩住在一个中学教师黄河源家里。后半夜，冯玉祥的军队去了一班人，把俺俩逮捕了，押到旅部，说是师部来电话，省党部要通缉俺俩，这就把俺俩又送到驻马店冯玉祥三十二师师部手枪队里。看我的手枪兵叫王天祥，一天手枪走火打住我的大衣袖子，他心里过不去，不叫我给排长讲，我说我不讲。后来他说，你这事蛮严重啊，原来准备把你送开封，或就地处理了，现在师长的娘生日，说做这事不吉利，停住了，你看我能给你帮忙不能？我说，俺是黄埔蒋总司令的学生，你们为什么逮捕？他说、我们队长的舅舅也是黄埔第一期学生，我给他说说去。队长来了，一说他舅唐慈同，我说我知道，是我第一期的老大哥。他说，我们副师长也是你们黄埔同学，见见副师长去。副师长叫我把行李都带去，我的行李中有刘宜斋的一个小箱子。副师长打开检查，一看，是中央党部对各省的公文、通令、来往的空白信封、空白公文纸，还有黄埔同学来往的公文、黄埔同学会的会证，副师长一看，说不知道还是同学，那你们走吧，党管不了我们枪杆子的事情。他说手枪队长，你们马上送李先生、顾先生走，不管什么车，不管买票不买票，上火车就走。天下着大雪，队长和两个兵把俺送到火车站，看好来一列煤车，我们上去就离开河南了。到南京中央党部找到刘宜斋，俺俩发牢骚，给刘宜斋说了一肚子气，他回去，不知怎么中央党部下个公文，把开封省党部的两个部长，一个叫谢经建，一个叫王冬珍撤职了，我们两个的案子也撤销了，四个保人的事情也解决了，禹县的案也算完毕了。

在南京事情刚办得差不多，豫东有个同学叫陆子英告诉我，蒋介石警卫团头头李道立想逮捕我。我赶快找刘宜斋，刘宜斋找着江苏省建设厅厅长王柏龄（(蒋介石的换贴大哥），给我弄个“河南省宣抚委员会第三路司令”的名义，让我到河南搞武装。顾炳信俺俩回来，到开封，冯玉祥的部队查的很严，我不敢住旅馆，住到福音堂青年会对外开放的宿舍里。顾炳信住到旅馆里，冯玉祥部队把他逮捕活埋了。结果就剩我一个人于1929年回宝丰。到宝丰，听说孙石贵、王太才拉起杆来，我就找总司令高振鹏（原樊钟秀的参议）。我说你们可不可以编成革命军，走革命的道路，有前途，我也有办法，生活薪饷都有来源。他说：大家的想法，先到湖北再到安徽，把樊钟秀在那一条线丢的武器、人马弄回来，你等着，回来以后咱再研究。结果没弄成功。在高振鹏离开宝丰之后约一个月，地方小股土匪越来越多，宝丰县长竞不顾人民安危带着警察局长和武装潜然逃走，县城秩序大乱。我到南大坑姚同学家，借笔、纸写了几张揭贴（即大字报）贴在东街和十字街墙上，痛斥县长及警察局长的罪行，并限期返城，安定人心。大字报署名是“青年协社”。

后来痛感一人搞武装不成，便决定函南阳地区我地下党组织，请求转组织关系。不久，吴镜堂来找我。他说，你的信转来了，你到鲁山，给你分配工作。我就去了。吴镜堂别号雪寒，是鲁山县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又是国民党县党部的主任委员，合法身份，拿着国民党的经费作地下活动，我去了以后，县党部成立一个党务训练班，我当大队长，训练青年，我专管军事，吴镜堂讲政治课。夏末秋初乔文宣（中共地下党员）牺牲了。以后，我介绍刘贞桐（宝丰城内仓巷街人）到鲁山，在党务训练班帮助我教军事课，吸收他人党。不久，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下公文，免吴镜堂的职，镜堂先把训练班安排解散。还吸收了两位同志，又把我介绍到国民革命军第一路先遣军司令李万林的司令部里当参谋，做军运。天冷时，吴镜堂和刘贞桐以请客名义，打死了杀害乔文宣的凶手黄明五（县政府秘书兼科长)。第二天早起，吴镜堂被特务营长陈荣华逮捕了，我就以先遣军司令部参谋的名义去看他，并赶快给我父亲写个信，叫生办法营救。我父亲立即给总司令樊钟秀和军法处写了信，表示要竭力保。又去见镜堂时，镜堂就把他作的那副对联给我，对联是在手纸上用铅笔写的，“镜里容颜两鬓雪，堂前梧桐五更寒”。我一看，觉得他有点丧气。我就安慰他，审问他时，我穿着军装进去旁听。雪寒带着脚镣蹒跚着进到法堂上去，法官郑际春说，你是吴镜堂吴雪寒?他哼一下。郑际春说，你是个乱党。他说，法官，我不是乱党，中国共产党不是乱党。法官问，你这同谋还有什么人？答，没有同谋，要问你就问我，现在到处革命的烽火都起来了，你们也搞不久了。法官问一句，他答辩一大堆，时间不长，就宣布退堂。这样，我很乐观，就又找着樊钟秀总司令的舅舅李和民（军械处长）叫生法子救他。农历年三十半夜后，下着大雪，听见枪响，我预感着不大好，天一亮，我就顺着原来枪声的方向去找，雪寒就是死在南小十字街口，在雪窝里蜷伏着，头上身上都是血，也不晓得谁找个破席遮盖一下。他的侄子吴成韶把尸体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