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林太朝公支系渊源考证

焦林太朝公支系渊源考证

十余年前焦林初修家谱时，余即参与其中。彼时受学温宗亲邀请，余和春方前辈负责撰写谱首文字，间或对其稍加润色。由于受资料限制，在族源问题上虽经多方查找，但终究所获有限，以至今日看来竟不甚准确。

按彼时调查，以为焦林太朝公支系和本村焦全公支系具有共同族源，即迁来路线为『巩义→新野焦楼→邓州焦林』。但因焦全公支系有家谱作为例证，自然对上述族源毫无疑问；而太朝公支系历代传说中并未明确和焦楼有关，倒是和巩义的关系更直接一些。

家谱出版后，部分族人怀疑之声渐起，于是道扬长辈等便开始重新调查，以求正本清源。经过六、七年寻找，终于得知巩义焦族有一支迁往邓州，时间约在明朝末年。

为了进一步查证落实，癸卯年春节之前的二零二二年十二月，相山兄安排余详查巩义老谱，以求万无一失。后查询得知，长门十二世有一讳『起民』者，其名下注明『徙居邓州』（整个谱中记载『徙居邓州』者只此一人）：于是将此页拍照后给其发去。后又查询各种家谱版本，得知乾隆五十八年（公元一七九三年）四修谱中已是如此记载。此谱修成迄今已二百三十年，乃巩族目前存世的最早版本，其可信度自然非同一般。

关于起民公迁邓州之原因，虽然谱中并未明确；但根据其所处时代（明末），估计和谱中如下记载有关：『按六门在明朝者，惟五门人丁最盛；后值明末之乱，折损过半……』。即明末之乱造成家族人口大量减少，这里面既包含去世者、也包含失踪者、逃亡者。

为何明末之乱会造成家族人口『折损过半』？查历史得知，崇祯八年正月，闯王兵马七十二营（约三十万人）大会于荥阳，计议攻取方略；于是周边震动、族众奔亡。巩县距荥阳约五十里路程，自然也在『奔亡』之列。

从家谱看，此阶段甚至有弟兄几个其后世却均无记载，此让人很难设想其等会全部绝嗣。对此只有一种解释，就是其等为了避乱全部外逃。若干年后社会稳定，而其等也在外地站稳了脚跟，故此有些就不再回来。因当时信息闭塞，再加上外逃之地可能路途遥远，因此便和老家断绝音信。之后当老家修谱时，因不知其等迁往何处，便无法记载其下落。此种情况多发生在巩族十至十四世。

自崇祯八年至顺治初年，北方才基本平定，前后动乱十余年。这么长的时间，足以让某些外逃者在当地站稳脚跟，这也是其等不再回来的原因。

按时间推算，这些外逃族人繁衍至今应在十五代左右，人数约在数百至千余人。近几年几个归宗的支系其实际情况也证明了这一点，如南召，宜阳支系等，皆是明末迁出，人数皆在千余人。而邓州焦林村焦太朝支系，目前繁衍代数为十六代，人口亦是千余人，亦乃明末迁出，这些都与巩族明末外逃人口十分吻合。

巩义旧谱记载，除二世祖守中公（行二）迁南阳外，尚有五门十二世和十五世十余人迁唐河，温县支系也传说有好多人迁唐河，此外明确记载迁南阳所属县市者尚有南召支系（即相山兄所在支系）。如此大量人口迁南阳，不禁令人思索：既然是避乱，为何不是四散逃生（河南现今其他地级市则很少有人迁去），唯独迁南阳有这么多人？推测可能有这种原因：即这些人迁来之前，已知道二世祖守中公在南阳，故此他们想着这里有自己人作基础，到这里谋生可能容易些。

仔细想来不无道理。比方说我们现在去逃荒，在漫无目的情况下，肯定是那里有自己人就去那里。现今一些闯关东、走西口的作品中也证实了这一点，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今日南召、邓州、唐河、新野、社旗会有那么多巩族之人。

太朝公支系传说中，早年亦有老人称和巩义为一家。温县同宗讲：上世纪七十年代他们村有卖粉条者来到焦林，此时焦林有老者称『这里和巩县是一家』。按一般设想，不排除买者为了讨便宜而故意套近乎。但经过分析又并非如此：盖因卖粉条者为温县人，若套近乎应该说自己和温县同宗才对，何必要说巩县？

其实在当时文化落后的年代，邓州与温县相距三百余公里，村里一般人恐怕连温县、巩县之相对关系也搞不清。且温县周边其他县份亦有焦姓，为何不说其他而独说巩县？答案只有一个，就是此乃焦林祖辈之真实传说；因此后人提及时语气坚定，而非临时敷衍。据此分析，焦林老者『套近乎』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真实情况当如其所言，即和巩县是一家。

行文至此，基本可以判定：太朝公支系就是来自巩县。盖因此事『巩方有记载，邓方有传说』，即所谓『八字之中两撇都有』，故此不谓是『拉郎配』。初修谱时余作为参与者，在族源问题上出现误判，现在依据新的资料，理应对其正本清源。

余非圣贤，自然知道此举无异于自打耳光。但为了我族支派清晰，个人脸面是次要的。若为了脸面而罔顾事实，造成家族支派紊乱，这才是天大的罪过。

巩义焦湾焦氏二门沙河支系二十四世孙 九儆 敬撰

二零二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岁在癸卯仲春于山西晋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