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鸿让：略述大于营于氏家族遭遇的几次灾难

略述于氏家族遭遇的几次灾难

于鸿让

大于营村民都知道自己的祖先是于可仁。他是冉氏奶奶的后代子孙。六百多年前，明洪武三年(1370)以后的五十年中，明政府强行遣送包括山西洪洞县在内的几百万百姓迁徙中原、福建及东南亚地区，再氏奶奶携子孙随同移民人流到于营落地生根。当今修建“于氏宗祠”，确切地讲，应为“冉氏祖奶祠堂”或称“纪念堂”。

今天，人们过上了天天顿顿吃白面馍的日子，却难以想见先人们曾度过的艰苦磨难。几百年来，先人们呕心沥血，勤劳耕种，却没能改变贫穷的落后面貌。先人们繁衍生息的于营，坡地瘠薄，东边是沙+地，土质松软，宜长庄稼;西边属黑土地，多板结，却耐旱，而于营所处的坡地处于中间地带的粘性板结地。长期的耕种技术落后，因此，收成微薄，印象中的小麦亩产 80--100 斤，最好的能收 150 斤，祖祖辈辈糠菜半年粮延续了不知多少代。饥饿威胁着人们，贫穷威胁着人们，便产生了逃荒、挪窝的人，大批人流“下湖北”谋生，世世代代忘了故乡。如今，邓县的于营，镇平县的于营，白河边上的于岗，都可能是于营人饥荒年景下所产生的后果。

历史上，祖奶的后人，我们的先人，究竟遭遇了多少次大灾大难谁也说不清，无据可考。下面举证的几次灾难，除第一次是前辈传述外，后边几次都是我的亲身经历，真实无疑。

民国十八年的大旱灾。

于营村民是靠天吃饭，无雨便没饭吃，民国十八年前后两年几乎无雨，田野如同烧火一样，庄稼绝收，饿死人的荒年夺走了我于氏家族无数生命，逃荒避难的人奔逃四方，村里人所剩无几。天灾无可抗拒人祸又频频发生，西乡的饥民变成了土匪，到村里抢劫，抢走了用红薯秧捣碎捏成的“馍馍”。可以想象，村里那时的惨象。村民们欲哭无泪，性命难保，唯一的出路是逃荒要饭。我的爷爷就死在逃荒途中，父母带着姐姐哥哥到东乡亲戚家，算是有幸活了下来。在那大灾之年的民国十八年，我于氏族人饿死多少?谁也说不清楚。

民国三十年的蝗虫灾。

我出生在“七·七”事变那年的二月份，遭虫灾时已六岁了，记忆十分清楚。当时是秋天，放眼望去，绿油油的庄稼望不到边，包谷已叫须，谷穗沉甸甸地下垂着，芝麻、绿豆正开花结角，红薯秧厚厚实实增盖住了地面，俨然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秋收景象。那天，晴空万里，艳阳高照，割草的人们背着背笼往家走，我跟在后面，忽然听到像是刮风他的隆隆声，拾头看，天空中像是一大块黑云从北面飘过来。人们睁大眼睛:那不是云，也不是风，是一团飞来的大蚂。从没见过那种场面，人们都吓坏了。霎时，“黑云”遮住了阳光，黑天黑地，好像黑夜降临一般。约莫吸袋烟功夫，天又亮了，我们继续往家走，走了没多久眼前尽是成堆的蚂炸在刷刷刷地吃庄稼，大约半天一夜时间，田野里只剩下庄稼杆了。吃饱肚子的蚂炸遍地飞着、爬着。村民们伤心地流泪，心里淌着血……

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为掠夺我国资源，妄图亡我中华，制造细菌战，利用蚂炸、老鼠、苍蝇等作武器，造成瘟疫、霍乱及皮肤等传染病，蔓延许多年，饥饿和疾病又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我于氏家族又-次遭受了大灾难。

第二年的三四月份，幼小的蚂炸密密麻麻满地爬，真叫个多，多到啥程度?举例说，去柳步渠看戏，走在河提上，一脚下去，能踩死二十多只。那时人们没有农药杀虫，小蚂炸自由自在地长大，那一年又是一个无望的大灾年。

于氏族人在此地繁衍生息的几百年间，经营着瘠薄的土地，耕种技术落后，始终未能改变饥寒交迫的困境，粮食欠缺，人们多少年来都靠红薯活命，顿顿吃红薯，人们戏称“三红传”，吃坏了胃，却改变不了“红薯命”。更使人难以接受的是民国时期的苛捐杂税、抓壮丁、土匪的烧杀抢掠。我于氏家族与天下众百姓一样，苦不堪言、痛不欲生。

“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于氏后人们。

1958 年人民公社成立，村民们吃“公共食堂”饭，干活的出工不出力，还振振有词地说:“干不干，一天三顿饭。”本来就不充裕的家底很快就耗尽了。锅中无米粮，煮红薯青菜也照例是“食堂”。在食物奇缺，生命不保的非常时期，人们的“觉悟”“道德”水平似乎也低了，偷、拿、多吃多占现象很普遍。面对食物，不管是谁，只要得手，便机关算尽。食物的数量很快由多变少，由少变无。据说，食堂夜里还开饭，那是队长、司务长、炊事班长在开“小灶”;炊事员把面块放进污水桶提回家，谁也不揭发谁，食物从“后门”走了，人大锅的量自然减少了，所以排队“打饭”的每人只能领到呼呼啦啦响的一大瓢面少菜多的汤汤水水。全村十几个食堂情况大致相同;人们的命运似乎也一样。粮食吃完了，粮管所开始供粮标准是每人每天三两三钱，这样的大锅饭“食堂”竟然维持了两年半之久。

1960年6月1日，正在西宁师范学院读书的我接到电报:“父母病危”。学校给了 20 元路费返乡探望。4 天后的下午，我冒雨来到父母身边。二老并没什么大病，只是饿的时间长了，“皮包骨头”，的确是危在旦夕。我看到如此情景，便放声大哭;二老只是流泪，连声音都发不出了!进门前，母亲左手柱着根棍子，右手提着瓦罐，踩着泥巴，冒雨从食堂打回来了“饭”一清水煮碗豆秧。当时，我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有话说不出。“学是不能上了，救父母命要紧!”当晚作出决定。

拿出带回来的几十斤粮票和几十元钱，到粮店买回大米、绿豆、麦面粉等，母亲用捡来的一块锅片煮着吃。队长见冒烟了，就把锅片拿出去摔碎了。这真是要了人命了，我是气不打一处来，狠狠地骂了队长一通。后来母亲用搪瓷盆煮饭，队长也不再上门“行凶”。吃了粮面，二老的身体得到了恢复。听说南院二叔家的一个男孩，维持生命的口粮是从地里复收回来的一筐红薯，却被队长抄走了，孩子最后被活活饿死;耀普四叔家的独生子玉珍，一个十七岁的小伙子，夜里去摸一挑红薯，因饥饿疲累，第二天就死了。老人小孩抵抗力弱，有的挺着充满腹水的大肚子，有的挪动着浮肿的两条腿，挣扎在死亡线上。……

饿死人的情况引起了政府高度重视，县武装部赵松山部长来于营“住点”，约我这个回乡学生到食堂把关，共同管理“粮库”。此时的供应标准是每人每天半斤小麦，还有少量的用以消肿的绿豆。三辆牛车加上六个装卸工到粮管所领粮。“吃饱肚子好干活”。那天，七八个人都受到了奖励:每人大锅盔馍一个，真的把大家高兴坏了。拉回了七八千斤的小麦和绿豆，磨成面一并人库。赵部长和我负责看管库房，每吨按人定量下锅，严格制度，杜绝偷拿和多吃多占，任何人不准搞特殊开“小灶”。这段时间，食堂的饭才像个饭样;每逢过节，称好面块和扁食馅，每家每户拿回家包饺子;食堂还供应绿豆汤给人们消肿·....当时，还在“新宅子”成立了病号院，政府将一些重病号集中在那里，好吃好喝地养着，定期给他们检查病情。就是这样，才把人们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全村十几个食堂的景况同样得以扭转，人们这才看到活命的希望。

1961 年初，食堂解散，每家每户开小灶，人们的生活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全村呈现出恢复生产生活的新气象。

结束语:说几句题外话，生活在今天幸福日子里的于氏后人，都是祖先的宝贵财富，建造“纪念堂”旨在缅怀祖先，“续家谱”意在使后人清楚自己的“根”，清楚自己“生”的脉络。

以上所举于氏家族遭遇之灾难，微不足道，几百年来，先人们在无数次大灾大难中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从而扭转乾坤，改写历史新篇章，后人了解先人的艰难困苦，以激发创造未来之斗志，珍惜今生今世，用勤劳、慈善作祭礼，以慰于氏先人之魂灵。

二O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写于乌鲁木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