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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鸿让:略述大于营于氏家族遭遇的几次灾难

时间:2023/7/27 18:27:19 发布:新闻编辑部

略述于氏家族遭遇的几次灾难

于鸿让

大于营村民都知道自己的祖先是于可仁。他是冉氏奶奶的后代子孙。六百多年前,明洪武三年(1370)以后的五十年中,明政府强行遣送包括山西洪洞县在内的几百万百姓迁徙中原、福建及东南亚地区,再氏奶奶携子孙随同移民人流到于营落地生根。当今修建“于氏宗祠”,确切地讲,应为“冉氏祖奶祠堂”或称“纪念堂”。

今天,人们过上了天天顿顿吃白面馍的日子,却难以想见先人们曾度过的艰苦磨难。几百年来,先人们呕心沥血,勤劳耕种,却没能改变贫穷的落后面貌。先人们繁衍生息的于营,坡地瘠薄,东边是沙+地,土质松软,宜长庄稼;西边属黑土地,多板结,却耐旱,而于营所处的坡地处于中间地带的粘性板结地。长期的耕种技术落后,因此,收成微薄,印象中的小麦亩产 80--100 斤,最好的能收 150 斤,祖祖辈辈糠菜半年粮延续了不知多少代。饥饿威胁着人们,贫穷威胁着人们,便产生了逃荒、挪窝的人,大批人流“下湖北”谋生,世世代代忘了故乡。如今,邓县的于营,镇平县的于营,白河边上的于岗,都可能是于营人饥荒年景下所产生的后果。

历史上,祖奶的后人,我们的先人,究竟遭遇了多少次大灾大难谁也说不清,无据可考。下面举证的几次灾难,除第一次是前辈传述外,后边几次都是我的亲身经历,真实无疑。

民国十八年的大旱灾。

于营村民是靠天吃饭,无雨便没饭吃,民国十八年前后两年几乎无雨,田野如同烧火一样,庄稼绝收,饿死人的荒年夺走了我于氏家族无数生命,逃荒避难的人奔逃四方,村里人所剩无几。天灾无可抗拒人祸又频频发生,西乡的饥民变成了土匪,到村里抢劫,抢走了用红薯秧捣碎捏成的“馍馍”。可以想象,村里那时的惨象。村民们欲哭无泪,性命难保,唯一的出路是逃荒要饭。我的爷爷就死在逃荒途中,父母带着姐姐哥哥到东乡亲戚家,算是有幸活了下来。在那大灾之年的民国十八年,我于氏族人饿死多少?谁也说不清楚。

民国三十年的蝗虫灾。

我出生在“七·七”事变那年的二月份,遭虫灾时已六岁了,记忆十分清楚。当时是秋天,放眼望去,绿油油的庄稼望不到边,包谷已叫须,谷穗沉甸甸地下垂着,芝麻、绿豆正开花结角,红薯秧厚厚实实增盖住了地面,俨然是一个充满希望的秋收景象。那天,晴空万里,艳阳高照,割草的人们背着背笼往家走,我跟在后面,忽然听到像是刮风他的隆隆声,拾头看,天空中像是一大块黑云从北面飘过来。人们睁大眼睛:那不是云,也不是风,是一团飞来的大蚂。从没见过那种场面,人们都吓坏了。霎时,“黑云”遮住了阳光,黑天黑地,好像黑夜降临一般。约莫吸袋烟功夫,天又亮了,我们继续往家走,走了没多久眼前尽是成堆的蚂炸在刷刷刷地吃庄稼,大约半天一夜时间,田野里只剩下庄稼杆了。吃饱肚子的蚂炸遍地飞着、爬着。村民们伤心地流泪,心里淌着血……

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为掠夺我国资源,妄图亡我中华,制造细菌战,利用蚂炸、老鼠、苍蝇等作武器,造成瘟疫、霍乱及皮肤等传染病,蔓延许多年,饥饿和疾病又夺走了无数人的生命,我于氏家族又-次遭受了大灾难。

第二年的三四月份,幼小的蚂炸密密麻麻满地爬,真叫个多,多到啥程度?举例说,去柳步渠看戏,走在河提上,一脚下去,能踩死二十多只。那时人们没有农药杀虫,小蚂炸自由自在地长大,那一年又是一个无望的大灾年。

于氏族人在此地繁衍生息的几百年间,经营着瘠薄的土地,耕种技术落后,始终未能改变饥寒交迫的困境,粮食欠缺,人们多少年来都靠红薯活命,顿顿吃红薯,人们戏称“三红传”,吃坏了胃,却改变不了“红薯命”。更使人难以接受的是民国时期的苛捐杂税、抓壮丁、土匪的烧杀抢掠。我于氏家族与天下众百姓一样,苦不堪言、痛不欲生。

“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于氏后人们。

1958 年人民公社成立,村民们吃“公共食堂”饭,干活的出工不出力,还振振有词地说:“干不干,一天三顿饭。”本来就不充裕的家底很快就耗尽了。锅中无米粮,煮红薯青菜也照例是“食堂”。在食物奇缺,生命不保的非常时期,人们的“觉悟”“道德”水平似乎也低了,偷、拿、多吃多占现象很普遍。面对食物,不管是谁,只要得手,便机关算尽。食物的数量很快由多变少,由少变无。据说,食堂夜里还开饭,那是队长、司务长、炊事班长在开“小灶”;炊事员把面块放进污水桶提回家,谁也不揭发谁,食物从“后门”走了,人大锅的量自然减少了,所以排队“打饭”的每人只能领到呼呼啦啦响的一大瓢面少菜多的汤汤水水。全村十几个食堂情况大致相同;人们的命运似乎也一样。粮食吃完了,粮管所开始供粮标准是每人每天三两三钱,这样的大锅饭“食堂”竟然维持了两年半之久。

1960年6月1日,正在西宁师范学院读书的我接到电报:“父母病危”。学校给了 20 元路费返乡探望。4 天后的下午,我冒雨来到父母身边。二老并没什么大病,只是饿的时间长了,“皮包骨头”,的确是危在旦夕。我看到如此情景,便放声大哭;二老只是流泪,连声音都发不出了!进门前,母亲左手柱着根棍子,右手提着瓦罐,踩着泥巴,冒雨从食堂打回来了“饭”一清水煮碗豆秧。当时,我心里像压了块大石头,有话说不出。“学是不能上了,救父母命要紧!”当晚作出决定。

拿出带回来的几十斤粮票和几十元钱,到粮店买回大米、绿豆、麦面粉等,母亲用捡来的一块锅片煮着吃。队长见冒烟了,就把锅片拿出去摔碎了。这真是要了人命了,我是气不打一处来,狠狠地骂了队长一通。后来母亲用搪瓷盆煮饭,队长也不再上门“行凶”。吃了粮面,二老的身体得到了恢复。听说南院二叔家的一个男孩,维持生命的口粮是从地里复收回来的一筐红薯,却被队长抄走了,孩子最后被活活饿死;耀普四叔家的独生子玉珍,一个十七岁的小伙子,夜里去摸一挑红薯,因饥饿疲累,第二天就死了。老人小孩抵抗力弱,有的挺着充满腹水的大肚子,有的挪动着浮肿的两条腿,挣扎在死亡线上。……

饿死人的情况引起了政府高度重视,县武装部赵松山部长来于营“住点”,约我这个回乡学生到食堂把关,共同管理“粮库”。此时的供应标准是每人每天半斤小麦,还有少量的用以消肿的绿豆。三辆牛车加上六个装卸工到粮管所领粮。“吃饱肚子好干活”。那天,七八个人都受到了奖励:每人大锅盔馍一个,真的把大家高兴坏了。拉回了七八千斤的小麦和绿豆,磨成面一并人库。赵部长和我负责看管库房,每吨按人定量下锅,严格制度,杜绝偷拿和多吃多占,任何人不准搞特殊开“小灶”。这段时间,食堂的饭才像个饭样;每逢过节,称好面块和扁食馅,每家每户拿回家包饺子;食堂还供应绿豆汤给人们消肿·....当时,还在“新宅子”成立了病号院,政府将一些重病号集中在那里,好吃好喝地养着,定期给他们检查病情。就是这样,才把人们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全村十几个食堂的景况同样得以扭转,人们这才看到活命的希望。

1961 年初,食堂解散,每家每户开小灶,人们的生活又恢复了以往的平静,全村呈现出恢复生产生活的新气象。

结束语:说几句题外话,生活在今天幸福日子里的于氏后人,都是祖先的宝贵财富,建造“纪念堂”旨在缅怀祖先,“续家谱”意在使后人清楚自己的“根”,清楚自己“生”的脉络。

以上所举于氏家族遭遇之灾难,微不足道,几百年来,先人们在无数次大灾大难中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从而扭转乾坤,改写历史新篇章,后人了解先人的艰难困苦,以激发创造未来之斗志,珍惜今生今世,用勤劳、慈善作祭礼,以慰于氏先人之魂灵。

二O一一年三月二十八日写于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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