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官路李氏历次修续族谱记

历次修续族谱记：

六世祖讳铎公，大半生在外做官，见多识广，见我宗亲人越来越众，又四方谋生，恐日后相遇如同路人，便萌生修谱之心，始制：“文崇世振隆、荣印正显明、和光维大化、清景钰元英”二十个行辈用字，“铎”祖居官在外，身边定带有子女，而家中亦有守家的，江西九江距古汴有千里之遥，通迅又不发达，家中祸患頻发，我李氏诸祖公就无奈散落四方，七世以前诸祖公因无字辈，纵使有后辈也无法考究了，联络七世祖中有“崇木”公外游东北，最后定居柳林村，下传七、八世左右字辈方才出现不同。八世祖中三门长支有“世银”公外游定居闻楼村，大致情况和柳林基本相同。

先祖曾留下口传：历代宗祖，不忘故土，心恋亲人，每过几年，稍有好转，便于农闲时节，返回山西老家探亲，一路风霜，不计日月，一来一回便是数月。

自二世祖“吉”公迁来，历约二百来年，便同上蔡宗亲取得了联系，合订了家谱，当时的家谱行字不见得相同，但世次不会乱，每每有祖去添坟祭祖。

在一百年前，我官路有“明”字辈中祖（人名无考）曾乘套马拉轿子车去那边修谱，一去便是多日，家谱修完后，便决定返回，由于酒后走的匆忙，却把家谱遗忘到那里，路上也没有发现，到了家众宗亲要求翻看，方才找不到推来推去也没有人愿意返回去取，一拥置就再无人问津了。没谱是不行的，有人便去祖茔碑上把历代先祖名讳抄最了下来，而我们官路以外的宗亲从此便失去了音讯，抄录的草册是谁保管目前也无从知晓。

一九四八年前后，草册传到广卿公手中，老杨庄的杨公讳鸿超，因和十七世是老俵亲，有一次来走亲戚，同广卿公要好，鸿超公自幼读书，聪慧博览，写得一手好字，广卿公便邀鸿超公给抄录添补一下家谱草册，俩人私下里商商量量完成了。我们把这次定为第二次修谱。之前统算一次。“文革”初，破旧树新，祖碑被毁，祖坟铲平，各家的神主楼皆被搜集到大街上焚烧，村干部知道广卿公手中有家谱，也在“四旧”之列，必须烧掉，公身材短小，脾气又好，半生劝善，善书统统被烧，唯有家谱，认死不承认保管，隔三差五被村干部揪去批斗，经常隔离审查，公受尽屈侮，死不松口，时间一长，精神几欲崩溃，出现老年痴呆，村干部们见实在拿不出来了，慢慢地也放松了，这本仅有数页的抄本算是躲过一劫。

如果没有广卿公的付出和作出的牺牲，那么我们很难有今天的修谱一说，门支将早已混淆难辨了，历代先祖名讳俱无从考证。“文革”结束后，村里少有识文断字的人，光卿公见维星君明事理，有心计，粗通文字（时担任组会计），便利用劳动间隙，动员并教授家谱的修续查读的方法，常常口传先祖的奇闻趣事，经长时间的耳濡目染，维星君便产生了修续家谱的信念。

维星君找到了时在小学任教的维青君，决定系统地修续一下家谱，时已进入改革开放初期，鉴于当时的条件和时代背景，匆匆上马，所续家谱就比较简单，仍然不敢大张旗鼓，二君经常利用晚间，挑灯夜战，理顺门第，添补遗漏。更重要的是联系到了何二庄、闫楼村的宗亲，联谱补正，貢献是明显的，成绩是突出的，祖宗基业得到了更好的保护，并由此得以广大，值得我们尊敬与学习。

“广文”公在兰考第二高中担任总务主任，家谱由公最终审校，并令其子维洪君负责刺印，推洪君时任二中实验室教研组组长，便利用假期，关起门来偷偷推印，诸君之功，文字难述，家谱凝聚着我们李姓一脉数十年。

维星、维青、维洪诸君，在前辈诸公的支持下，不畏艰辛，克服了许多困难，为我们李姓宗亲节省了大量的钱财，虽然家谱有些简陋，皆因当时的社会尚未完全开效，观念尚未脱缚，在这样的条件下，诸君尚能完成家谱的修续，着实下了不少的功夫，并新采了“存宗永方胜、新树庆嘉丰”十字，开创性地撰写了谱序，排列格式定型，为后续宗谱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