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约之治

乡约之治

冯从吾

11世纪中叶，北宋著名学者吕大钧著成《乡约》、《乡仪》，并同其兄大忠、大防，弟大临在蓝田家乡大力倡行。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成文的乡规民约，史称《吕氏乡约》。

《吕氏乡约》用通俗的语言规定了调整乡党邻里关系的准则规范，修身、立业、齐家、交游的行为规则，及过往迎送、婚丧嫁娶等种种礼仪俗规；号召乡民和睦相处、患难相济；提倡礼让和节俭。约文将其概括为“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四句话和宾仪、吉仪、嘉仪、凶仪共23种礼仪守则。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和作者的思想倾向，《吕氏乡约》的主要精神是封建宗法思想和儒家伦理纲常。推行的目的是用儒家礼教“化民成俗”。乡约组织一般以1个或数个自然村乡民自愿组成，设“约正”1-2人，由同约人“众推正直不阿者为之”，负责主公道、决是非、息讼争、定赏罚，有相当的权威，民初以前蓝田乡村新当选的“乡约”（即约正）还要披红奏乐上任。又设“值月”1人，同约人不分长幼尊卑，按年龄依次轮流担任，负责处理当月行约杂事。乡约的执行带有强制性，对违犯《乡约》的行为，规定有明确的罚则，按“犯义之过”、“犯约之过”、“不修之过”，处罚100-500文钱，屡罚屡犯则除名。全体同约人按规定每月一“聚”，每季一“会”，同约人中若有明显善恶行为，当众议赏议罚，并一一记载。聚会所需的酒菜，由受赏或罚的当事人承担。

乡约的推行，使封建教育深入到社会最底层，它既是一种政治约束，又是教育约束。由于吕氏兄弟的大力提倡并身体力行，蓝田乡约之治，在北宋时颇有影响，不仅促使蓝田民风淳朴，而且影响“关中风俗为之一变”。北宋教育家张载赞扬道：“秦俗之化，和叔（大钧字）有力。”程颐称其“任道担当，风力甚劲”。后经南宋朱熹增删修订，《吕氏乡约》遂成中国封建教育的正统教材，乡约之治逐渐遍及全国成为封建社会的基层组织。吕氏乡约同朱熹的《白鹿洞教条》等教育经典一起支配了后来的封建教育活动。明代陕西教育家冯从吾曾说吕氏“乡约今为令甲”。王守仁在南昌做官讲学时曾仿《吕氏乡约》制定推行《南赣乡约》。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梁漱溟也仿《吕氏乡约》，在山东邹平等地7县推行“乡农教育”。四吕之后倡行乡约者，在蓝田以至全国代不乏人。明代关中有名的理学学者王之士（蓝田县城西关人），曾倡立乡约组织12会，宣传讲解，规劝履行，并率族人先行立模，慕名前来“问道学理者迹满户外”。一时“蓝田美俗复兴”，王被称为“四吕复出”。明万历时，蓝田县东柳庄寨（今李后乡柳家村）村民捐修“约亭”，并铸“乡约钟”1口，钟文铭《吕氏乡约》，“文革”时此钟被毁，清同治年间，县令濮斗衡重刊《朱子增损吕氏乡约》，遍发邑人遵行，民国初，陕西理学宿儒牛兆濂在四吕当年读书讲约的故地——芸阁学舍（吕大临号芸阁）讲学，《吕氏乡约》是基本教材之一，每于晨昏诵读讲解，每月朔望两日亲率学生习礼演仪，时间长达8年，学生遍布陇、陕、晋、豫诸省以至朝鲜，盛期达数百人。清末民初，蓝田和全国各地乡村仍盛行乡约组织，直到1934年国民党推行保甲制，才不再议举乡约了。

乡约之治是我国教育史上光彩的一页，是蓝田吕氏对中国古代教育的一个贡献。这种用乡规民约方式推行封建教育，把儒家的道德观念具体化为人们行为规范的教育形式，在历史上无疑是一个创举，《吕氏乡约》的一些条文，至今仍闪耀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光华。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蓝田《吕氏乡约》就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化宝库中“许多珍贵品”的一种，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