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往昔历史渊源，探索于氏家族文化

追踪往昔历史渊源，探索于氏家族文化

在二年多的家谱编写过程中，发现先祖的一些情况及相关名称，传说之类的，现在已很难说清楚其来龙去脉了，在此，不妨作一些探索性的研究。

1、家河为什么叫华于沟

族人皆知，穿村而过的家河在刘伯温的兵书上被称作华于沟，其北端流经后庄之处呈N形的河湾处，后庄北边不大的一片地段，传说是块风水宝地，四周富户争相在此买地作为自家之坟地，为的是占风水，因而，这里埋葬着数家姓氏之先人。我们家族大概也是为此目的而买下一块五亩多的地，埋葬着我的太祖爷、老太爷、太爷三代先人。

我的父亲和荣文八爷，即云学的父亲也埋葬在这里。否则，为什么在鹿离我们家族这么远的地方而买地呢?太祖爷于九皋的墓碑上清楚地刻写着此地“因耕种不便出当于人”。

所谓华于沟者、据说我们这一带的土地原本属于西北华察、华片华家的。大概在明代，华家是豪富。华家是明朝大功臣华云之后，由华寨不许唱“华云带箭”这出戏可知。华云之后人被分封在这里，方圆数十里甚至百里之内的土地尽性华，这是有可能的。再氏奶奶带着儿子们逃难或迁居这里，繁衍生息，便形成了于营。于氏族人依水而居.这条小溪由此便叫做华于沟了吧。

2、于氏先人生活情况探秘

于氏先祖最初迁居此地时，大概是并不富裕的。

传说一，据说于氏先祖某代之兄弟三人因逃荒而分散。分别之时将一口铁锅摔为三块，各执一块而作为留念，以后，我们这一支于氏便称为“三块锅于氏”，相遇之于姓后人若说出自己是三块锅于氏，便知是同宗同族，富有家族文化的于强勤在世时曾讲过，他在西北一带曾遇到过这样的于氏后人，待之如亲人。

传说二，说是尧红、尧青、尧蓝兄弟三人某年外出逃难后只回来一人。

传说三，据说于可仁有四个儿子，只有三位传后，是因为某年闹灾荒，于可仁带着儿子们外出逃荒，把小儿子丢在了外地。

其四，于凤巢公之幕碑上刻着“前列中微家声不振”之字样。

其五，长门之后于文年年轻时带着两个儿子到毕庄去给大户人家扛活而定居在了那里。

以上诸多情况表明，我于氏先祖并不富裕，甚至可以说是贫穷的。到了哪一代家道才富裕起来了呢?

据太学生于文秀公在其祖父于凤巢之慕碑上刻写人生感慨之词曰:“吾祖处前列中微家声不振幼而业儒长而贸易归于农业地稍增渐异从前.....”由此可知，我们次门是从于凤巢公这一代而渐次富裕起来的。而三门，据喜才讲，老坟上并未见到什么墓碑，可见也是不怎么富裕的。长门则是“文”字辈于文年公带着两个儿子到毕庄为财主家扛活而定居在了那里，其次子终身未娶，过了两代才渐次富裕起来。毕庄于氏最富裕的时段，拥有土地十坝有余，从毕庄往西直到王案一带的土地尽姓于。土改时，成分最低者也是中农，而多数人家都是地主成分。

次门于凤巢公之后到“文”宇辈弟兄三人，即被后人称之“老三门”。长门于文秀后来家道中落，连房产都并人了于文明二门。三门于文斗到了第八代，继承了那座质量相当高的瓦房的那位后人竟将老祖屋扒掉卖给泰山庙做盖笼门之用了;其他人家均是草房，其第十代之族人多为无地游民，四处谋生。二门于文明最富裕的时段应是第五代，兄弟四人，即被后人称为“小四门”的，有“四个四顷八”之说，其老二于九泉公之三子于敢霄科考中了秀才。后来，其三门兼并了四门之房产，家业最为兴旺，开设有家塾，请先生或自己人教子弟读书。据说于训臣家之正房，当年便是书屋，其后墙上还有当年开有后门的印痕大概是便于学生进出吧。其第七代“祥”字辈出了位秀才(一说是“光字辈老大于光召)。而后来，这三门也败落了，又经王匪放火烧过-场，瓦房院被扒得七零八落，到土改时，大多数人家被划为贫农成分家道最发达且一直保持下来的，要数于九皋公之二门。从于九皋公之慕碑上端的赞词可以想见得到，当时，九泉公对其家族的发展有相当大的贡献。赞词曰:云山苍苍，江河泱泱。公之流风，山高水长。

于九皋公之三子于敢霄带业过继于其四叔，其余于重霄、于护霄于步霄大概每门均可分得土地 120 亩。于护霄一门延至“光”字辈有兄弟四人，而再后之“生”字辈只兄弟一人叫本生，现在查不出这支族人之后。大概于重霄分得前屋之客房，即今于子军所住之屋;于护霄和于步霄分得后边的祖居老屋，这两支族人一直过了几代仍蜗居在这一所院子中而未另起新宅。据现 98 岁老人于薛氏讲，30 年代时，荣生、荣文(亲兄弟)这一家还住在老屋西边，即我家与老屋之间的那所草房中。于步霄这一门至土改时只剩下三家，均为贫农，于护霄与于步霄两门 200 多亩土地那里去了?计算一下于重霄之后人各门的土地总数则远远超过了其该分得的 120 亩，仅于光武一门便拥有土地150 亩之多。大概于重霄一门兼并了另二门的土地，甚至买有他人的七地。可见，最为发达的时段当在于文明、于文炳两兄弟受到嘉庆皇帝钦赐寿碑到“光”宇辈的那段时间。文明、文炳两兄弟当时可谓地方老乡绅了。这一时段甚至以前，为盖瓦房而在大河西建造了砖瓦窑，那个时候，收秋已毕，农闲之时，大概族中所有男子便投人到做砖瓦还而烧窑的劳动中，然后盖瓦房。穿河东而过的东西大道的南北两边有两大片瓦房，计有十多座，大概就是那时建造的，院中地面尽是青砖铺就，至今尚有几家院落保存着原来的样子。那座砖窑就在大河西去孙庙那条斜大路西边一高地处。因做砖坯取土而挖出了一个大坑，人们叫它做“窑坑”，至今尚在。大概后来随着人口的发展，人均土地数量大大减少，已没能力再烧砖瓦盖瓦房了，那座砖窑也便废弃了。因家族人口众多，麦场比较大，大跃进时代，全大队的庄稼有时要在一起打晒，有一年，芋庄的庄稼便运到我们北场里打晒。

我们家族(大概只属于河埠口这一支吧)还有一顶花轿，族中青壮年给四乡人抬花轿。小时候，年长者经常给我们讲，他们年轻时候，秋收已毕，明月之夜，便吆喝着一起到北场里练习抬花轿。有时候，抬轿子的脚力钱不要了，就在主人家吃顿酒饭解解馋。后来，这顶花轿被-吸食鸦片者偷卖掉了，族人只好换用一顶质量较差的黑蓝头轿。这顶黑蓝头轿一直用到大跃进时期，女子出嫁不再坐轿了。

3、鸦片对我家族的毒害

清朝自鸦片战争失败后，国门洞开，帝国主义的鸦片便大量涌人我国，深深地毒害着中国人民。我于氏家族也饱受其害，直到新中国成立。

人言:赌博、吸大烟，一夜之间便成为穷光蛋。这话一点不假。解放前，河东开设有大烟馆，吸食鸦片成性者便在这里把家产荡尽。那些大烟鬼，先卖地，后卖房，最后只好卖儿卖女卖老婆了。家族中儿位因吸大烟而下场凄惨者，人们一直传说到现在。

“瓦房院”“荣”字辈一位爷爷，吸大烟卖光了所有财产，最后因生活无着落而沦为乞写，以打莲花落为生，两次将儿子卖掉。另一位爷爷吸大烟没了钱，扒瓦房卖而将自己的小女儿砸死了。河西“文”字辈的一位伯父吸大烟上了瘾，吃罢饭丢下碗便往河东烟馆跑，最后，他竞将大几十亩地吸食殆尽，土改时被划为贫农成分，否则，便会被划为地主了。这也算因祸得福。就连为于九皋公等 4 位先人立碑的于宗劲晚年也因吸大烟而把家产荡尽，只落得贫病交加，郁郁而终。因讨债而将其家产拍卖。拍卖其家产之时，文坤家八娘念及两家亲情，想到那块捶白石生活中离不了，便拿出几升绿豆，买去了那块捶白石，事情过后又归还了他家，算是留下了一件家用之物。

四伯父文僧吸大烟将家产荡尽，又将宅基地卖给连东家，最后，自己靠在一棵枣树下犯了烟瘾，凄惨地死去了。

回湖先祖，单就河东而言，于文秀之长门，于文斗之三门，为什么都败落了呢?于敢霄带业过继于其四叔，合起来拥有土地六百来亩最后落得一贫如洗;曾相当兴旺的瓦房院，最后败落得也很惨。还有于护霄、于步霄两个门头，以及宗劲的大哥于喜生一门，这些门头的大量土地都哪里去了?

我想，天灾人祸不至于将土地卖尽，而罪魁祸首，当属鸦片，鸦片之罪，罪大恶极。

4、对一个历史疑点的猜想

从先祖于九泉公之墓碑上可知，于九皋公有 4 个儿子，除“叔出继”外，尚有三个儿子“奉祀”，长子重霄有独子伯祥传后，熟知家族知识的云身在整理家谱之初便是这么说的;4 子步霄有三个儿子，即贞样、万祥、千样。然而在重霄的墓碑上分明刻写着三个儿子:长，伯祥次，景祥 三，万样，景样大概就是贞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无处寻找答案。

我们不妨这样假设一下:于九泉公之墓碑上刻的是实际情况，而当雕刻重霄幕碑时，步霄的后人说话了，他们要景祥与万祥两个门头刻写为重霄之后人。

可这又是为什么呢?是否也与吸鸦片败家这回事有关?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