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族谱与邹谱
中华族谱与邹谱
族谱，俗称家谱、家乘、家牒、宗谱、世谱等，是同宗共祖的血亲集团记载本宗族世系和事迹的历史图籍，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在我国，家有谱，方有志，国有史，三大支柱共同构成了宏伟的史籍大厦。
我国的族谱源远流长，起源可上溯到先秦时代。早在殷商时代的甲骨文、金文中就出现了某些家族世系的零星记载，这实际上是家谱的雏形。其特点有二：体例非常简单，“独记世谥，其辞略”（司马迁语）；只载父子兄弟世系，成为后世家谱只记男系血统，妇女不入谱之滥觞。到西周时期，基于推行宗法制度的需要，谱牒受到重视。王室特设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审定帝王世系、诸侯世本）。记录了黄帝迄春秋诸侯大夫的姓氏、世系、迁居、制作、名号的《世本》，学术界公认是中国家谱的开山之作。春秋战国时，楚国公室设置三闾大夫，纂写谱牒为其执掌之一。诗人屈原就职司楚王族昭、屈、景三姓的“谱系，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当时的谱牒，不仅是血亲世系记录，有文献价值，还有作为官学用来教育贵族子弟的教学内容，具政治教化功能，流传后世则成史料。如司马迁作《史记·三代世表》，“盖取之谱牒旧闻”。
汉唐是族谱的发展期。西汉时，命官以贤，诏爵以功，编修谱牒之风又开始盛行起来。但汉代的皇家谱牒和其他谱牒著作皆因“汉末丧乱”，无一幸存。魏晋南北朝推行门阀制，选官、婚配无不以谱牒为凭，家谱成了豪门贵族维护自身特权的工具，以致出现了“人尚谱系之学，家藏谱系之书”的局面。由于国家设立谱局，设置谱官，专门从事谱牒的编修和保存工作，带动了大批学者从事谱牒著作撰修和谱牒研究，使谱牒作品大量涌现，还出现了许多谱学世家。也因此，谱牒学从史学中独立了出来，成为一门新的学科。唐代谱牒之盛衰，直接受士、庶力量的消长的制约。从唐太宗下令编修贞观《氏族志》，到武则天将其修改为《姓氏录》，沉重打击了旧有士族势力，反映了士庶合流的客观趋势，使宗族社会地位高低的评价由“姓本位”过渡到“官本位”。到五代时，“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成为普遍社会现象。唐代后期，官谱随士、庶斗争缓和而逐渐衰落。唐末，门阀士族遭农民起义的致命打击，“谱学由是废绝”。唐代除官修谱牒外，也有不少私家编修的谱牒，如著名史学家刘知几编的《刘氏家史》及《谱考》。
族谱发展到宋代，迎来了它的成熟期。由于王朝实行凭才学取士，不矜门胄的政策，家谱的功能从“别选举、定婚姻、昭贵贱”转变为“尊祖、敬宗、收族”，社会政治功能转变为伦理教化功能。科举制和土地私人占有制的确立，改变了家谱官修为主的方式，除皇家玉牒外，官府不再组织撰修谱牒，从而推动了私家修谱的盛行。一些士大夫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使命感，为本族编写新族谱，意在树立榜样，起表率作用。范仲淹、欧阳修、苏洵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族谱私修的兴盛，还与最高统治者的积极提倡分不开。宋真宗曾以自己“膺前代禅授之宜，接上世统立之正”的榜样，诏令文武群臣各修家谱，“备述乃祖之本末”，以便于他“知我朝人物之盛”。修谱的实践又带动了谱学研究的勃兴。研究者在总结前人修谱例则的基础上，或另创谱法或对之进行规范，从而奠定了后世修谱的基本体例格局，把宗谱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提高到新的水平。其中最为著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欧阳修和苏洵所创立的谱例，被奉为“后世家谱之椎轮”。元代，基本上延续了宋代修谱的宗旨和体例，修谱风气之盛不亚于前代，只是将家谱刊刻于石碑成为碑谱的现象比较多。
明清两朝，随着宗族制度的普及和自治化，私家修谱蔚然成风，也走向了普及。当时的情况正如《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所描述和概括的：“这个时期，在经济比较发达的苏、浙、皖、赣等地区，几乎姓姓修谱，族族有谱，而且一修再修，赓连不断，迄民国初年，有些家谱已续修过二十余次。不惟汉族如此，其他少数民族纷纷仿效，修谱几乎成了中华民族全民性的一项文化活动。”显然，这与最高统治者（如清康熙、雍正帝）的积极提倡是分不开的，与宗族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及其政治性的进一步加强是相适应的。也进一步打破了欧苏体例的局限。正因此，修谱要以“三纲五常”为宗旨，要强化维护专制秩序的功能，于是族谱的政治气味浓厚了，一些政治性极强的谕旨法令（如“上谕十六条”）收入了族谱。族谱的体例远较前代完整，内容更为丰富。这是普及期族谱的重要特点。
20世纪初，战乱连年，修谱势头锐减，但仍有一批学者开始对中国家谱进行整理和研究，促进了我国谱学的发展。50年代以后，由于思想文化领域“左”的影响，家谱被打入“封建糟粕”之列，编修与研究家谱被视为“复辟封建思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近二十多年来，“左”的禁锢解除了，在“盛世修史”、“盛世修志”的影响下，在海外炎黄子孙频繁的寻根问祖活动的推动下，全国各地民间自发掀起了一股编修新家谱的热潮。这种民间的自发的群众性文化行为，其主流是健康的。1984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联合发出《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2001年，文化部办公厅又发出《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总目>的通知》。这两个文件对家谱的性质、功能和收集整理研究的重要意义作了明确的指示，从而带动了我国谱牒学的勃兴，收集整理研究家谱的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令人瞩目。
回顾中华族谱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我们不禁想起孙中山先生讲过的话：“各姓修家谱，常由祖宗几十代推到从前几百代，追求到几千年以前··像这样宗族中穷源极流的旧习惯，在中国有了几千年，牢不可破。”（《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华族谱的编修为何能延续数千年而不止？从毛泽东读了《毛氏族谱》后所悟出的道理中，我们也可以找出答案：家庭和宗室同是人生的两个支撑点，有家才有族，有族才有民族和国家。冰心老人也说：“族谱是承上启下的家庭历史，对家史的注重与关怀，是爱祖国、爱人民的起点。”在“以人为本”成为全民共识的今天，重温中华族谱，当对我们民族和我们自己有更深切的认识。孔子仁学思想源于“血缘亲情”，庄子也强调“人而无情，何以之为人”。这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特别重视血缘、群体与人际关系的务实民族。西方人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有人把中华民族贴切地喻为“一根有情感的芦苇”。透过中华族谱，我们不是看到了人类精神生命中永开不败的那朵美丽的情感之花吗？
中国家谱究竟有多少？上海图书馆谱牒研究中心据海外公益图书收藏部门公布的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存世的中国家谱共有5万多种，其中国内3万多种，海外2万多种。邹氏家谱有多少尚无统计，但绝不会是一个小数字，超过四位数是没有问题的。仅仅《中华邹氏族谱》的修纂者从1992年至今以极其有限的人力财力所收集到的，就有400余部。而江西丰城一地，宋以来邹姓各支族先后重修族谱累计达1000余次，现存历代邹谱有107部。
邹姓是一个古老的家族，记载邹姓历史的谱牒有悠久的历史。先秦时期，在记录天子和诸侯世系的牒记中，就留下了邹姓人物的踪迹。如“三邹子”之首的邹忌，乃邹氏十一世祖，以善谏和推行改革闻名于世，以致“凡游说之士，闻忌之名，无人敢入齐者”。他在当时的官谱中肯定有一席之地。这类“谱牒旧闻”后来成为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三邹子”世系、言行的重要依据。从西汉到南北朝，邹姓中的佼佼者也都录入了谱牒之中。在唐代，据邹谱专家的研究，邹氏祖先搜集先辈留下的官谱残篇、手记和传说，经过多代人的积累，编辑了邹氏源流世系，形成了邹谱的雏型。
邹谱的定型是在宋代。宋哲宗元祐二年（1087），哲宗颁修家谱诏没几天，吏部侍郎邹浩立即上表“俯陈家乘”，胸有成竹地简要叙述了邹姓家史，其中包含着他对家谱的性质、内容、作用的见解。原来他在是年秋月就已阅读过山东、河南修的邹谱，并为之作序。这篇序文十分重要，除论及修谱的重要性，同修总谱、分谱的必要性，族人须立“续修之志”之外，值得注意的有两点：其一，关于“修谱之法”，他认为家谱不能只是“载坟墓，记里居”，而应“当重任，如蚊刁负山”，因此“既不克法苏谱之规，又不能效欧谱之模”，而要兼取两体之长，“简捷并修”；其二，关于入谱原则，他既坚持凡符合“孝弟忠信”之大伦，“并能举大纲，有大体”者，应“纪其行实，以立芳型”，又明确主张要将“奸佞邪僻之流，及丧德败行之辈，载之以厉后昆”。当时，欧苏谱法正在流行，或法欧或仿苏，已成固定模式，而“隐恶扬善”也已成为修谱之定则惯例。邹浩却不迷信成规，敢于反潮流，不愧直言本色，对后世修谱颇有影响。这之后直至南宋，邹谱又进行过多次重修，比较重要的有两次。宋宁宗庆元元年（1195），江西源公支派后裔修谱，请巴陵进士罗点春写序。从序可看出，此次修谱是针对“晚近宗法废，世相夺伦”的现实，为达到“廓本培源，扶义翼教，使民各亲其亲，各长其长，而伦纪班班可考”的目的。这与宋代统治者重建宗法制度的目标是一致的。宋理宗淳祐三年（1243），珂公十四世孙岘公主持，将“正考父以下原原委委”“汇集重修”，以满足族人“家乘所宜急焉”的需求。他在序里首次提出了邹姓源起的精粹之论：“吾宗出自正考父，食邑于邹。春秋时，值宋华督之变，奔鲁者孔，留邑者邹，遂以邑为氏。”这个结论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至今仍被大多数支系采用。内容、形式已趋成熟的邹谱，引起了最高统治者和理学家的关注。早在宣和二年（1120），宋徽宗就亲自为邹氏范阳谱作序，赞扬“洵美邹氏，实由宋衍谅哉！神明之后也”。后来朱熹也曾写过一首题邹谱的诗：“清隐传东鲁，堂楣佑岁华。山灵来凤诏，驾幸驻鸾车。诗礼昭先泽，声光足世家。绵绵千秋业，奕叶复天葩。”兼具儒道之风的邹松桓，得到集理学之大成的朱夫子的青睐，称得上是心心相印。
宋末，干戈扰攘，兵连祸结，邹谱毁于战乱。正如邹纲后来回忆的：元乱期间，“凡我邹人各寻桃源，即间有不忘祖宗获余生而抱谱牒者，亦不过残编断简也”。对此，作为松桓公裔孙的邹纲颇为忧虑：“若不早为修辑，辨昭穆而别亲疏，即欲其不相视为途人也，岂可得哉！”加之他的伯父“以收族命急，命纲考校而详正之，因不敢辞”，于是时任湖南桃源知县的他，“以父老流传与残编所载，并各庄后录成帙者，参互考订，稍为厘正，勒成一书”。这就是编于明天顺五年（1461）的明代的邹谱。这个《江右邹氏宗谱续编辑散序》首次提出邹姓一世祖为宣靖的观点：“邹氏之姓发源于轩皇，得姓于宣靖。”（见纲公序）颇有拨乱反正的意味。因属“抢救”性质，此谱不尽完美，所以纲公在序的最后写道：“至若尽取祖宗以来世系，往古来今，东西朔南，一一罗列而合修之，又后之仁人孝子事也，纲其日望之乎。”纲公之望没有落空，续修者络绎不绝，使邹谱日臻完善，达到如松桓公长子贯道公十一世孙邹阶的女婿蔡国珍所言：“邹氏昌隆，古今共闻；邹氏贤豪，历册可征；邹氏谱志，派别支明；邹氏谱赞，名公钜卿。”（《古邑邹氏宗谱原序》）修谱者中不乏当世名贤，如以敢言著称，家居讲学近三十年的邹元标，曾三次主持修谱，传为佳话。
清代，修谱十分普及，有三十年不修谱为不孝之说。在这样的背景下，邹谱的数量远胜明代。现存谱中也确以清代为最多。稽查江西湖北各地的清代谱有八九修乃至十七修的。“续修是邹氏大义”成为人们的共识。由于修谱的目的仍是尊祖敬宗收族，“报本追远”，所以谱的政治思想倾向，虽然更多地带上了民间的色彩，却也难逃封建、专制、意识形态的藩篱。
民国初期至20世纪30年代，邹姓各支系仍保持三十年续修一次的传统，故至今还能收集到上述时期的大量邹谱。但1949年以后近四十年期间，邹姓各支系全部停止了续修。所幸还有一批有心人保留了部分邹姓老谱。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编修新家谱的热潮中，邹姓族人也不甘人后，首先是南方和中原地区相继续修了《邹氏支谱》，少数支系联修《邹氏族谱》。以此为基础，从1992年开始了合修《中华邹氏族谱》这个前所未有的文化工程。邹谱的编修进入了以现代的、科学的历史观为指导，以弘扬民族文化为目的，运用新观点、新材料、新方法的崭新时期。
中华邹氏族谱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