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国为氏邹姓的发源与发祥地——东鲁

以国为氏邹姓的发源与发祥地——东鲁

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发源地。判定一个姓氏的发源地，大致应具备以下几个条件：（1）这个姓氏的开姓祖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否在此地；（2）开姓祖的直系先祖是否与该地有较深的渊源关系；（3）开姓祖的直系后裔是否在该地生存和繁衍不低于五世以上；（4）这个姓氏的特色文化是否在该地的文化遗存有明显的表现。根据以上几点，我们便可以认定国姓邹氏的发源地为东鲁。

鲁，乃今山东省的简称。山东省的大部分地区在春秋战国时为齐国和鲁国所踞，故后世又称齐鲁大地。商周鼎革，周公东征，成王将殷六族和旧奄国（今山东曲阜旧城东）地，连同奄民，分封给伯禽所建的鲁国。鲁国实行周公典章制度最为彻底，成为“礼乐”之邦，备受诸侯各国景仰。故后世为宣示对周礼和儒家学说的推崇和景仰，遂将山东统称之为鲁。又因鲁国在中原之东，故又将鲁称之为“东鲁”。朱东润先生说得简洁明了：“鲁国在东方，故称东鲁。”（《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二分册，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国为氏邹姓族人一直将东鲁视为自己姓氏的发源地。

为了考证国姓邹氏的发源地，我们除了查阅大量邹氏宗谱的相关资料外，还亲赴山东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实地考察。我们认为，将东鲁作为国姓邹氏的发源地是正确的。理由如下：

（1）不仅国姓邹氏的开姓祖邹穆公改邾为邹的邹国位处东鲁，而且其直系先祖都同东鲁这片土地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

邹国乃改邾而来，因此，其疆域基本上是维持在原邾国旧地之上。邾国在曹侠受封时，其疆域只不过数百里方圆的弹丸小国，且为鲁国附庸。传至夷父颜时，邾国已发展为与鲁为邻，北至漷（今山东滕县漷水一带），东至沂（今山东省中部沂山），中踞邹峄的拥有离姑、绞茅、闾邱、虫漆、咸虚、虚邱等二十余邑的国家。由此可见，穆公虽改邾为邹，其国疆域仍在与鲁国为邻的旧邾国范围之内。穆公改邾为邹后，以国为姓的邹氏便又由此而生。如果再从邾国上溯至曹国，还可以发现，邹氏的直系先祖晏安所受封的曹国亦在今山东省范围之内。因此，将东鲁称之以国为姓的邹氏的发源地是符合史实的。

（2）楚灭邹国后，迁其君于楚，封其君为巨鹿侯，国姓邹氏的一部分人始离开故土，并由此徙往外地，与故国旧地的邹姓同时繁衍，但发源地仍为东鲁。

穆公死后邹国尚在，穆公之孤仍以邹为姓。《吕氏春秋》就有“邹公子启”的记载。因此，东鲁为国姓邹氏的发源地应无疑歧。又据《邹县志》载，穆公死后七世，邹国方为楚所并。楚并邹，封其君为巨鹿侯，迁其宗室于楚之禹王城而未灭其族。从这件事情看，楚并邹时，必未遭遇邹国的激烈对抗，否则，也就不会仅迁其宗室并封其君为侯。也正因此，邹之宗族方得以保全并传衍。邹国宗室被外迁后，邹国故地的邹国部分宗族和许多臣民仍以邹为姓。这也更进一步说明山东乃国姓邹氏的发源地。

（3）邹文化在齐鲁大地得以传承和发扬，并被后人与鲁文化并提而称之为“邹鲁文化”，这也从侧面证明了东鲁就是国姓邹氏的发源地的论断。

每个姓氏都有自己的特色文化，如陈姓的守信之义，吴姓的贤让之德等等。邹姓的文化特色是非常鲜明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邹姓文化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占有不可缺少的地位，是中国姓氏文化中色彩绚丽的奇葩之一。邹姓文化特色虽然涉及面较广，但仍可以用“守义秉礼，仁爱利民”八个字来概括。这八个字虽然不是儒家学说的全部，却是儒家学说的精髓之所在。这种“守义秉礼，仁爱利民”的文化特色，在以国为氏的邹姓中表现尤为突出。对此，唐代大学问家韩愈曾有长文彰显。韩愈曰：“邾其犹有圣人之泽欤？春秋之初，克（即仪父克，邾侠十二世孙）之未命，犹以字称，克之既卒，始以子禄，其得齿于列国者。后鄫子见戕，须句蒙耻，而威虐是肆，庶其窃邑黑肱（叔术之裔孙，滥国国君，后以国投鲁），专地而奸宄，内讧会盟属齐，厚敛私吴，君为晋俘，国习卫讨，宋壘在郊，我兵狎鄙，而强大外陵藐然之，邾亦几于无足称者矣。然君子所为犹有取于邾者，岂谓是欤？考之经数（原文为二，乃传抄之误。邾之受国至穆公改邾为邹至灭国，共传二十九世，长达七百来年。故将二改为数。——编者注）世，百余年间，小国之睦于交邻，谨于事伯，最为有常者，莫邾君若也。其君臣之贤，多足称纪。而守义秉礼之风，类非当时之大国之所可及。吁！亦有所自来矣。且我自桓公之世，邾称人以朝之者一；宣公以来，邾称可以朝者六，会公者一，奔丧者一。自其他近之小国，虽时有好鲁之事，盖未能邾之有常者，非交邻之睦欤？齐桓之伯，首从北杏之会；宋襄之伯，亦与曹南之盟；晋文之伯，亟听于温之役。定公之会晋者十一，宣公之会晋者十七，庄公之会晋者一，自其他畏晋之小国虽鲜有不从晋之事，盖亦未能如邾之有常者。非事伯之谨欤？仪父盟蔑之举，首能亲贤以修好。籧篨（即邾文公）迁绎（一作峄）之谋，不惮亡身以利民，皆卓为贤君。求之当时诸侯，往往纵兵残民，信鲜俪矣。叔术（夷父颜之弟。颜被周宣王诛杀后，宣王命叔术继任邾君。叔术不盲从周室，即位不久即率邾军为兄报仇，将害死夷父之元凶鲁国大夫鲍广父和梁买子诛杀。叔术还娶寡嫂盈氏，并生有一子名盱。当侄儿夏父成年后，叔术乘周宣王去世之机，将邾国君位拱手让于夏父。夏父感激叔父之恩，欲将邾一分为二，与叔各治一半。叔术坚拒。夏父欲将三分之一的国土让于叔，叔又拒，四分之一亦拒。最后，夏父硬将邾国五分之一的滥地<今山东滕县东南虑昌乡>封给叔术。叔术再三推辞不得，只得率其子及家人移居滥，建立一个附庸于邾的小政权，即滥国。滥国至黑肱时，叛邾而降鲁——编者注）治国之仁，足以及其子孙。茅彝（名鸿。邾姓时鲁伐邾至于城下。鸿束帛垂城乘舟至吴求援。吴为之出师伐鲁，鲁乃释还邾君退兵。——编者注）之义，足以存宗社，皆卓为贤臣。求之当时，列国大夫莫非徇利背君，抑可谓绝无而仅有矣。孰谓区区之邾谫焉？若不是以自存，而君臣上下之间顾有是邪？异时捷菑，介晋以求立，郤克以八百乘之众至于城下，邾人以一辞以却之。盖昔时者宋之得施于郑，戎之得施于曹者，晋鲁不得以行之于也。楚灵合诸于申以称伯，汰心虐熖震摇中华，宋、郑文侯，奔走恐后，邾人亦独晏然，恃鲁以不会，盖昔者，楚成共所能令于蔡、郑，吴夫差所能会于鲁、卫者，灵王独不能以加之于邾也。吁！蕞尔之邾，果何以得此于晋楚邪？庶几守义秉礼之风，亦略可观矣。吁！鲁之击柝闻于邾，其始密迩。洙、泗之地濡染儒书之习，有闻周公仲尼之教而兴起者乎！盖至穆公之时，邹与鲁関（哄），民不死难，而仁政之言，亲上死长之训犹得闻于先生大儒之口，则邾之为国犹未至于空虚也。不然以微国而介于齐、晋、宋、鲁之间，何啻若豕在馁虎之侧，何以寿其国至于久而不倾哉！”（引自《邹县志·国君志》）

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出，韩愈认为邾（即后来的邹）这样的蕞尔之国之所以能“寿其国至于久而不倾”，就是因为“其君臣之贤，多足称纪。而守义秉礼之风，类非当时之大国之所可及”。邾国“君臣之多贤”，韩愈列举了迁都之文公，改邾为邹之穆公和让国的叔术，他们不仅守义秉礼，而且亲贤利民，广施仁政。而贤臣虽仅列举了茅彝，但从邾（邹）历史上看，这类贤臣比比皆是。因此，韩愈将“守义秉礼”，“仁政”“利民”作为邾（邹）寿国至于久而不倾的原因是非常中肯的。韩愈所言“守义秉礼之风”的“风”，尤其值得我们深思。所谓风者，即风气和风俗，而风气和风俗又称之为风俗习惯。一种风俗习惯不是短时间之内所能形成的，而是必须经过一个长时期的“从众”过程才能成“风”成“习”。而风习一旦形成，便成为一种文化。所以，“守义秉礼”“仁政利民”就成为邹姓文化的特色。在探讨邾（邹）这种文化产生的原因时，韩愈很自然地将邹文化同洙、泗之地的重儒风习结合起来了。“洙、泗之地濡染儒书之习，有闻周公仲尼之教而兴起者”正是邹文化产生的条件和环境。由此可见，韩愈是将以“守义秉礼”“仁政利民”为特色的邹文化看成是对儒家思想的实践和传承。正是韩愈对邾（邹）文化的恰当评价和定位。这不仅是因为邹国同鲁国同居于“洙、泗之地”，“有闻周公，仲尼之教”，而且号称儒学的亚圣孟子本身就是邹人。邹文化不仅是对“周公，仲尼之教”的实践和传承，还对儒学和周礼起到充实和丰富的作用。孟子之先本鲁人，后迁于邹，故为邹人。所以，当邹与鲁哄，邹国官员死三十三人，而百姓“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使穆公十分恼火，便问计于孟子，孟子便劝穆公“行仁政”，如此则“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穆公采用孟子之言，行仁政，视民如子，从而使邹国之治“路不拾遗，臣下顺从，若手之役心”，成为儒家心目中“行仁政”的理想之国。正因如此，所以后世将邹与鲁并提，使“邹鲁”成为文化和文教的代名词。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开姓祖和开姓祖的直系先祖，还是开姓祖的后裔，抑或是姓氏的特色文化等几个方面来看，都说明了以国为姓的邹氏的发源地是在东鲁。发源地和发祥地虽有一定的差别，“发源”乃起始，“发祥”乃兴盛。但邹国为楚所灭之后，除部分邹国宗室被迁至楚国外，还有大量邹室宗亲和邹国臣民仍留在东鲁，继续以邹为姓。后来，随着时代变迁，又有大量邹姓回迁东鲁，其中包括许多以邑为氏的邹姓人。如宣靖公之裔孙曼父就从宋举家迁鲁，曾被孔子之父叔梁纥引为嗣子。又如卫人邹颜浊，为向孔子求学来鲁。至战国，邹忌、邹衍、邹奭皆聚于齐，使邹姓大盛于东鲁。所以，将东鲁称之为邹姓的发祥地亦理所当然。

撰稿：邹绍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