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公封燕史实补正

召公封燕史实补正

因《史记》及其他典籍对周代初期召公封燕的史实记载存在缺漏或错误，近代以来史学界对此有新的发现，而过去一些影响较大的错误论断，已被近几十年来大陆考古研究，特别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成果所纠正。现将《北京通史》（一九九四年中国书店版)第一章及其他书刊综合的史学界比较一致的结论摘录如下，用以更正、补充过去典籍和各地族谱中有关召公封燕的记载，供研究邵氏姓源、编修宗谱时参考。

（一）周初封召公爽于北燕（其地以燕山得名)，不在河南郾城，而是在“燕山之野”，即燕山山脉一线之南的今河北省及北京市、天津市北部及辽东一带。五十多年前，著名学者傅斯年（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以古文“燕与郾通用”，且河南“郾城之东有召陵”，认定召公封燕之地在今河南郾城“非为孤证”；著名史学家顾额刚则进一步认为燕国由郾城迁太原，再迁今北京一带。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和史学研究证明，北燕与南燕是周初时封的两个不同姓氏、不同级别的封国：北燕国封文王之子召公爽，姬姓，侯爵；南燕国封黄帝之后姞氏，伯爵。可见北燕不是由南燕迁徙而来的。其次，当代考古证明，南燕国封地在今河南胙城县一带，也不在今即城县；而郾城县东三十里的召陵镇，虽曾设过县，但并非得名于“召公之陵墓”。据二00五年一月新版《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一0一八页解释，此处“召”古义为“高”，“陵”意为“大阜，大丘”，因此“召陵”的本义是“高大的土丘”；该镇是“建于高台之上的城堡”，与召公、燕国均无关，却与城堡现存地形相符。至于“迁山西太原”之说，经考古界对山西太原附近汾阳、燕京山出土文物的断代，确认是周文王祖父古公亶父迁往陕西周原之前周族的居住地，称之为“先周文化”，其年代比周朝建立、召公封燕早一百年以上。可见周族是从太原一带迁往其发祥地陕西周原地区，而不是相反。

(二)燕国八百多年历史共有五座都城，其中三座在今北京市；蓟城两度为燕京。汉代许慎《说文》：“有先君之主宗庙，日都。”《释名》：“国城曰都。都者，国君所居，人所都会也。”可见“都”必须依城，而城不一定是“都”。据考古发现及文献记载，燕国五座都城按先后顺序如下：

一、始封都城（初都）。一九七三年以来在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镇的董家林村一带，挖掘出土了西周早期宫殿遗址以及燕国贵族的嘉葬，由其中出土的国宝级文物革鼎、克盉、克骨等青铜器的铭文，专家判定此地即为燕国始封都城，北京市已在该地建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董家林的“初都”至西周中晚期降为居民地。这一发现否定过去影响颇大的王国维（国学大师）等人的“燕国始封河北涞水”说及傅斯年等人的“始封河南即城”说。

二、第二座都城蓟城，又称燕上都。蓟城原为周初与燕国同时受封的蓟国的都城，因蓟丘得名，故址在今北京市城区广安门及其西南一带。西周末年，燕盛蓟弱，遂并蓟而居，将都城由今琉璃河董家林村一带迁往蓟城，从此蓟城成为燕京（已有多处燕国宫殿遗址出土)，直到春秋初年桓侯迁都于临易（河北省雄县西北)。燕庄公之后为避秦、齐两国袭扰，燕都又从临易迁回蓟城，直至前二二二年燕亡。可见在燕国八百九十三年历史中，蓟城两度为燕京。后代金中都、元大都以及明清的北京城都建在蓟城，即燕京旧址之上，故“燕京”又成为这些朝代京城的别称。

三、第三座都城燕中都，在幽州良乡县（汉代置），即今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西的“窦店古城”，时代在春秋战国时期，与上都蓟城并存（据《图经志书》）。以上三座都城均在今北京市辖区范围内。

四、第四座都城临易。春秋末期为避山戎族侵扰，桓侯将燕都迁往临易，位于今河北省雄县西北十余里处，已有出土文物可证。燕庄公之后又迁都回蓟城，见上述二款。

五、第五座都城燕下都。下都原是燕国南部易水河畔的军事重镇武阳城。公元前三百一十五年，燕国公子职由赵国回国即位为燕昭王。鉴于临易已遭齐国入侵破坏，为防御秦、齐等袭扰，迁都武阳城，将武阳城要塞建成燕下都，至公元前二百二十七年为秦国所毁。燕下都遗址（高台尚存）在今河北省易县县城之南二千五百多米处，位于北易水与中易水之间，靠近燕国的第四座都城临易(雄县西北）。笔者一九七三年曾在易县驻军测绘达半年之久，县城西南尚有荆轲村，村中巨大古石碑锈“古义士荆轲里”，碑文首句“燕赵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询问耆老，称其为荆轲在燕下都的居处。附近有荆轲山，山上原有荆轲祠，年久倾圮，现留有荆轲塔。易水流经这里，相传为燕太子丹送荆轲刺秦王之处。

总之，上述五座都城概括了燕国八百多年建都、迁都的历史，今河南藧城县与南燕，北燕都无关，而今河北玉田、涞水等县虽在古燕国疆域之内，但均非历史上的燕国都城，更不是整个燕国的疆域，应正本清源。

（三）台湾邵培宗长编的《中华邵氏宗谱》第十四页，据王国维、傅斯年几十年前的论断，称“北燕国之始国当在廊城，后乃徙玉田县之燕山”。前句之错见前一、二款。后句之错，一是燕山山脉东西绵亘八百多公里，今玉田县仅是燕山中段的一个县(在今北京市东)，称燕国“徙玉田县之燕山”，将燕山误解为玉田县境内的一座山，不准确；二是当年燕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曾拥有带甲军队数十万，战车七百乘，战马六千匹，其领土范围也远不止一个“玉田县”所能概括。据《战国策·燕策》记载，燕昭王全盛时，燕国“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地方两千余里。”其中“楼烦”在今山西省中部，“云中”在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一带，“九原”在今内蒙古包头市北的九原区一带；呼沱河、易水在河北省中部。可见将玉田一县理解为古燕国的疆域，也同历史事实相去甚远。

（四）关于第一至八代燕侯的名字

公元前一0四六年周武王灭商，同年封召公爽于北燕，但因忙于军国大事，并未立即就封。四年后武王去世，幼子即位，召公爽被封为“太保”，与太师姜太公、太傅周公旦(合称“三公”)辅佐成王，平定了武庚及东夷叛乱。成王时召公爽遣长子就封燕国，成为真正的燕侯。但召公奭也曾亲临燕地，协助其子治理开发燕国，使燕国的经济很快发展起来。

《史记·燕召公世家》从第九代燕惠侯记起，召公之后第二至八代燕侯名字不详。近年来，从出土文物青铜器物铭文中，基本可以确定第二代燕侯(实际就封燕国的第一代）名“克”，因英年早逝，无嗣，由其三弟（或称其子）旨继任燕侯，是为第三代燕侯。至于第四至八代燕侯的名字，有待考古发现和历史研究进一步确定。召公爽次子袭封第二代召公，其名字或称“伯宪”，以后世代袭封召公。穆公虎生活于前八四一年前后，晚召公奭二百多年，应为八至九代孙，不是次子，更不是春秋末的燕桓侯。

（据北京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曹子西主编《北京通史》第一章及陈平著《燕国风云八百年》、余荔裳著《北京三千年》等书编纂）

福建厦门雍公三十四世孙（余姚世系)家烹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