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血缘文化的宗谱，具有高强度的向心力、凝聚力与亲和力

中华邹氏族谱序三

联合编修的《中华邹氏族谱》第一卷即将付梓，是我中华邹姓族人的一件大喜事，值得热烈庆贺。

邹氏自开姓以来，一直是名列百姓之内的名门望族。北宋《百家姓》收姓472个，邹氏名列第35位。清康熙《御制百家姓》，收姓508个，邹氏提前到第19位。即使是姓氏骤增，数量逾万的今天，据北京《人民日报》1987年5月3日公布的“姓氏调查报告”，在前百个姓氏中，邹姓仍占列第67位。在历史长河中，邹姓更是人才辈出，涌现大批吒咤风云、竞领风骚的杰出人物。从战国齐的邹忌、邹衍、邹奭，到近现代的邹容、邹鲁、邹韬奋，其丰功伟业为中华民族谱写了气壮山河的雄伟篇章。读了《中华邹氏族谱》第一卷，还有第二卷的讨论稿，第三卷提纲，我更坚定地相信：邹姓作为名门望族争秀于万姓之林，是当之无愧的。作为邹氏的后裔，我为此感到骄傲和自豪，并由此加深了对宗谱这一特定文化现象的认识。

宗谱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石与粘连纽带，它具有宗族血缘文化的性质。

自西周以来，以血缘关系来确定族内长幼、尊卑位置，并以族规家训与相应的机构制度建立族内秩序的宗法制长盛不衰。虽然历代帝王都利用宗法制度为宣扬封建伦常观念，强化皇权统治的手段，但由血缘纽带维系的社会宗法组织——家族与家庭，作为建构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组成社会的原生细胞的这一基本功能却始终如一。到北宋年间，自发形成于民间的以男系血统为主心骨的宗族共同体（包括宗族组织机构、祠堂、祭祀、公田、义学、宗谱、族规家训、辈分字派等）开始出现，使族内机构扩大，制度日益健全。宗族共同体的问世，无疑有利于封建统治，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底层社会的稳定，促进了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经济的发展。而在家族血缘关系的土壤上成长起来的中华民族文化，正是一种打上宗族血缘关系烙印的、东方式伦理道德型的文化模式。在这一文化的历史传承发展中，历代封建统治者根据其政治需要，将长幼、君臣、父子、夫妻、兄弟等人伦关系，作了极不恰当的绝对化的演绎引申，将本来是正常的有序的伦理关系，变成了反常逆序的、尖锐敌对的主奴关系。这不仅导致伦常失序而陷入混乱，更抑制了人性、人的个性的正常发展。尽管如此，扎根于血缘关系的伦理道德型的宗族文化，仍以强劲的势头与无穷的魅力在持续传播发展。今天，只要我们用现代的眼光，科学的方法，掸除蒙在宗族上的封建的历史灰尘，恢复其原来面目，宗谱就能以其自身优势在当代社会，在全球华人圈内，发挥其凝聚、亲和的威力。

伦理道德型文化的基本特征与优势，概而言之有四：一是强调个人有德，家族、社会有序，国家、民族有治，如父慈而后子孝，兄友而后弟悌（尊敬）；二是惩恶扬善，扶正祛邪，维护社会正义，如族规家训为树正气惩不肖而制定；三是鼓励公益，扶弱济贫，服务与回报社会，如办家塾、置公田等；四是提倡献身社会、报效国家，在封建社会里，爱国往往通过忠君体现出来。总之，以血缘为粘连剂，以仁爱、礼义、忠孝等为内涵的伦理道德型文化，是中华龙的文化的基础与核心，而宗谱正是这一文化特征的鲜明标志与具体体现。体现血缘文化的宗谱，具有高强度的向心力、凝聚力与亲和力。继承这宗中华民族的传家之宝，让它在当代社会发挥其凝聚、沟通、团结的作用，正是邹姓子孙义不容辞的职责。

宗谱是以记载姓氏家族世代繁衍面貌与轨迹为己任的。宗谱在古代主要有三种功能：一是敦促族人不忘身世，认祖奉宗，关注世系纵横关联；二是提醒族人明确身份（辈分），了解长幼有序，亲疏有分，尊卑有别的道理；三是让族人懂得修身之道，遵守族规法纪，做一个对社会、对国家有用的人。可见宗族就是姓氏家族源流繁衍、播迁与重大事件的历史档案，是族内规章制度的大汇编，是姓氏宗族的圣经。其历史作用与永恒存在的价值，早已为史实所证明。

宗谱在当代社会应起与能起的作用，可归纳为三方面：

第一，认祖奉宗，寻根追本。

宗谱以科学整理有序化的谱系图表方式，展示姓氏家族源流世系繁衍脉络，能帮助族人了解自己身世及其来龙去脉，对不熟悉身世与直、旁亲属关系的族人指点迷津，能起到正本清源，进而认祖识宗的作用。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宗谱对移居、侨居海外的族人游子而言，更是一条寻根追源、认祖归宗的通道。如菲律宾国父荷西·黎刹的高祖父柯仪南，原系福建晋江罗山镇上郭村人，约在300年前移居菲国，后改姓黎刹。1999年4月24日其后人来大陆寻根，查阅了《华南柯氏族谱》，才证实了菲国国父根在中国。宗谱的寻根认祖功能，于此可见一斑。

第二，纠史之误，补史之阙。

以宗谱之所载，纠史册之谬误，补史册之遗阙，或据谱之史实提出新说，是宗谱对当今社会所能起的又一巨大作用。如正史载，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全家被北王韦昌辉灭门，但近据杨氏家谱记载，杨秀清一个叫“丙照”的儿子被人救出，后由萧山屠姓夫妇收养，改名为屠丙昭，至今已延续至六代。家谱以真实记载纠正了史册杨秀清灭门无后的偏颇。又如刘邦身世，《史记》、《汉书》只载“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均寥寥20字左右。近据犍为居民刘定湖献出的《刘氏族谱》，记载了其祖父刘荣、祖母梁氏，以及其父刘瑞“妣李氏”而生刘邦，弥补了史书的阙遗。再如三国蜀刘备的葬地，《三国志·蜀书》载系葬于成都，但20世纪90年代末，据江津、奉节等地十余部《刘氏族谱》记载，刘备死于白帝城，葬于奉节城外。虽此新见还不足以推翻旧说，但两说并存，也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与参考资料。

第三，史料价值，科研对象。

梁启超早就指出，宗谱是一项“重要史料”。此言不虚。宗谱、方志、国（民族）史，是国家（民族）历史的三大组成部分。三者中，宗谱是史的基础与原生细胞。而且宗谱本身就是诸史料的混合物，它既涉及宗族史、家庭史，又包含有人口史（人口增减流动）、人物史（世系、名人传记等）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俗风情等方面的史料因素。它既可为国史、民族史、地方志提供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又能多方面地补方志、国史之未尽与不足，是了解一国历史重要的微观窗口。这就是为什么编修历史每每要参阅宗谱的根本缘由。

宗谱的史料性质，不仅决定了它能为国史提供必要的始见资料，其本身也具有研究价值，是历史学科研究的重要对象。通过对宗谱的研究，也发现了一些值得深探的问题。如20世纪90年代末，从对皖南一批家谱的研究中，发现了安徽商人经商的大量资料，因此提出了“徽商研究”的课题。有人从对《丁村家谱》的研究中，发现了丁氏家族一条重要规律：“有钱则读书求仕，败落则卖田经商。”正因为家谱是重要的历史文献与科研对象，上海图书馆早于1996年开设家谱阅览室，成立谱牒部，并建立中国家谱信息库。甚至国外也对中华姓氏家谱极感兴趣，如美国犹他学会就设立了“家谱图书馆”，广泛收集两岸四地家谱。美国家谱学会已搜集了中国历代家谱达 4925 种。这一切充分表明，家谱作为国史、民族史的源头活水，其历史文献价值是不可低估的。通过研究来开发宗谱的史料资源，也是十分必要的。

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兴起重修宗谱热潮以来，大陆各省、市（主要是农村）出现了一批试图在内容和形式上有所突破、具有新的时代气息的家谱。在我看来，《中华邹氏族谱》是其中的出类拔萃者。它集中了各方面的力量和谱系资源，对邹氏源流与繁衍概况作出了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历史上邹姓世系的断代、错代、重代以及一些长期疑难待考的问题。这对原有邹谱是一次新的综合与超越。除此，它还有三个鲜明的特色。第一，体例新颖。传统的修谱，讲究“法苏谱之规，效欧谱之模”，鲜能变易。其实谱书的体例离不开内容，要受编纂宗旨、指导思想、谱书特点的制约，不是一个纯形式的问题。这部新邹谱打破了传统谱书的格局，三卷的划分和每卷的体制形式，都凸显了特定的内容，体现了独特的风格，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第二，人文性强。家谱本来就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但过去修谱只在“奠世系，辨昭穆”上下功夫，对文化内涵不大重视，新邹谱基于对家谱社会价值与功能的新认识，在第一卷里突出了文化这条主线，大大增加了文化的蕴涵量，从不同角度和层面特别是“人物篇”和“艺文篇”，集中展示了邹姓文化的人文内蕴。第三，文风严谨，一般修谱容易忽略文风问题，因之常有纲目不清、结构散乱、文字粗糙、材料堆砌的毛病，新邹谱从栏目设计到材料选择，从结构层次到文字表达，从整体构思到局部编排，比较注意内在和外在的逻辑性，讲究前后左右的衔接，使全书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总之，《中华邹氏族谱》的修纂，既是为邹氏族人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也为我们的谱牒理论和修谱实践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启示。

海峡两岸联合编修大型《中华邹氏族谱》，这在邹氏修谱史上可算是史无前例，在姓氏谱系编修史上也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可以从两方面来看：

第一，顺应网络时代潮流，实行联合编修既是大势所趋，也是修谱所需。

当今科学技术由于诸学科间错综交叉发展，由分化而又趋向综合。由于电子科技的飞速发展，人类社会已开始进入大联合的网络时代。这就使得人与人、地域与地域间，已大大拉近了距离，整个世界成为“地球村”，已是大势所趋。这一大联合的新形势，要求冲破小农经济意识与宗派观念的禁锢，结束长期的小范围内“关门独修”的历史，转而实行跨越地域限制的联合编修。“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大厦之成，非一木可支。故必一倡百和，庶几于事有济。”（清嘉庆邹贻谟《蒲圻建立祠堂序》）如果说，我邹姓先祖对“合修”的意义早就有所领悟，那么，生活在网络时代的邹姓子孙，更应当将“一倡百和”的遗训发扬光大。只有这样，才能编出上无愧于列祖列宗，下有益于万代子孙的堪称一流的《中华邹氏族谱》。

第二，为促进两岸文化交流铺设通道。

联合编修邹氏宗谱，可以从一个侧面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与信息互通，从而增强两岸人民的相互了解与信任，为两岸最终走向和平统一铺设一条通道，作出特定贡献。

我衷心期望和祝愿《中华邹氏族谱》编辑部的同志们继续努力，在广大族众的鼎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下，顺利完成改定第二卷、编纂第三卷的任务，使这部划时代的中华邹姓大典早日以完整的面貌呈现于世。

邹鄧 2005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