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邹氏族谱》的修纂与出版，不仅将惠及海内外邹姓族众，对谱牒研究和修谱实践也不无有益的启示

中华邹氏族谱序四

我国修纂谱族的历史源远流长。族谱与国史、方志共同构成记述我们民族绚烂多姿的社会生活及其典章制度的文本。传统族谱浩如烟海，自不待言，而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以来，新一轮修谱活动又方兴未艾，我们现在看到的这部《中华邹氏族谱》，将会是其中修纂时间较长、成书规模较大、特色鲜明的一部。

家谱是家族的档案、经典、法规，主要用于训导族众“尊祖敬宗”，是维系我国传统家族制度的要件。当然新修家谱和旧家谱应有区别。旧式家谱作为家族制度的产物，为宗法思想所左右，即使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闻名遐迩的范仲淹，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欧阳修、苏洵所修纂的本族宗谱，也不离宗法制范式。今之新修家谱，多超克此种樊篱，然又或多或少因袭宗法陈见。而在众多的新修家谱中，《中华邹氏族谱》是我所见到的一部自觉以现代的、科学的历史观为指导修纂的。该族谱在带有总论性质的第一卷里，无论是对邹姓渊源的追寻，对邹姓流衍的观照，还是对邹姓文化的发掘与整理，编纂者都力戒牵强附会，努力贯彻尊重历史、借鉴历史的原则，从而充溢着新的时代气息。

《中华邹氏族谱》另一引人注目处，是突破传统的修谱理念，对家谱的性质与功能有了新的认识与把握。贤敏教授撰写的《谱牒与文化》，是一篇颇有新意和分量的族谱论，其中提出的“世系为本，文化是魂”，“家谱既是姓氏历史读本，又是姓氏文化读本”等理念，是从邹姓长期的修谱实践中总结出来，又加以提升的认识。全书的整体构架和第一卷的内容就充分体现了这些新的理念，使族谱呈现出新的面貌。在赋予家谱这种古老的文化以新的时代精神方面，《中华邹氏族谱》的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华邹氏族谱》的修纂与出版，不仅将惠及海内外邹姓族众，对谱牒研究和修谱实践也不无有益的启示。新时期以来，我国的谱牒学研究有了长足进展，但平心而论，已有的研究大多面向过去，以传统的谱牒为对象，新修谱牒尚在考察的视野之外。而关注当下的民间修谱活动，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总结类似《中华邹氏族谱》这样的谱牒的新鲜经验，是精神文明建设、和谐社会创立的题中应有之义。

冯天瑜

2005年11月8日于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