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汪润：谱牒研究出现“文化转向”
编者按：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社会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汪润先生，原文发表于2016年3月21日出版的第929期《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简介
汪润，男，满族，北京市人，1980年出生。先后从厦门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获史学硕士、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助理研究员，专业为明清史、社会史。汪润曾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与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协议赴首尔大学校奎章阁研修，研修的课题名称为“家族印记的流传：在韩国的明清家族史料”，为期1年。汪润曾与著名学者定宜庄女士联合主编了《口述史读本》，该书精选国内外有关文章近20篇，旨在尽可能系统和全面地向读者展现口述历史这一学科的发展过程、基本理论和学术规范。该书特别注意收集国内国外题材与风格各异的口述史经典研究范例，以及研究者的经验体会，展现口述史实践中诸多关键环节的操作过程、注意事项，以期为初涉口述历史的读者了解口述史学科和从事口述史实践，提供某些有意义的借鉴。汪润主编的《口述史读本》自出版以来，深受读者喜爱，在当当网等知名图书平台销量颇丰。
前言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西方史学界兴起的“新文化史”在研究视角上对社会史产生较大冲击。受其影响，社会史研究在对象选择和方法解读方面出现新变化，社会结构背后的文化内涵、象征意义以及文化建构的过程成为研究主题。换言之，如同新文化史一样，社会史正在经历“文化转向”。从国内社会史研究现状来看，宗族研究是古代社会史特别是明清社会史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近十余年来，由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从墓祭和祠祭等仪式来探讨家族与地方社会的互动形态，逐渐取代以往主要关注族谱、祠堂、族产等宗族设施和社会形态性质，并越来越倾向于探讨家族背后的文化建构与想象的联合体。在宗族研究出现“文化转向”的趋势下，对以族谱、碑谱为主要载体的谱牒的研究，越来越关注其背后的文化生产与建构过程。
宋代修谱模式成型
在中国宗族史上，谱系对家族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历代都有专门的谱牒学。从商周时期的青铜器铭文到汉代以降的碑谱，广义上说都是不同的谱牒形式。宋代以后，新修族谱多以欧阳修、苏洵的族谱序为标榜，族谱序跋逐渐模式化。明代初期，家族组织逐步制度化，多以朱熹《家礼》为理论依据，朱熹的影响从福建扩大到中国内陆地区。
从宋代至明清，族谱序的文体建构逐渐完善统一，开头套语多是统论修谱的功能，然后介绍家族起源与支派。明清族谱也多将建谱的形制与功能追溯到欧阳修。他强调谱牒的功能是明世系、合宗族，这一点为明清族谱碑刻等广泛继承，成为修谱的首要目的。在《罗氏族谱序》中，欧阳修开宗明义地写道：“谱牒之作何为也？所以别亲疏，明世系，正根本也。尝观太史公自叙家世，更历虞、夏、商、周、秦、汉，上下数千年，受姓别氏，至详至实”，“然谱贵详实，不详实则诬，诬则不孝，反不若无谱之为愈也。”他反复强调世系详实的重要性，既要包括时间的连续性，又要有长幼尊卑的序列。世系直接关乎儒家的孝道原则，他在《文忠公谱图序》中认为：“然传于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亲，以廉为吏，以学立身。”欧阳修之所以着重登科与入仕的作用，也是在提倡儒家的伦理道德。
苏洵在《老泉祖族谱引》中也写出了儒家的孝悌观念，“观吾之《谱》者，孝弟（同悌——引者注）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情见于亲，亲见于服，服始于衰，而至于缌麻，而至于无服”，“喜不庆，忧不吊，则途人也。” 这段话指出亲属与五服的关系，族谱的意义就是明支派，而后亲属的关系网络方能稳定。亲属关系网络需要仪式来维持，故有婚丧嫁娶等不同的人生礼仪。家族活动可以拉近人际关系，有助于家族的维系。
朱熹继承欧阳修和苏洵的谱牒观点，他在《胡氏族谱原序》中写道：“谱，古所重也。苏、欧继作，谱之典益著。是典也，将以明本源，序尊卑，别亲疏，辨异同也”，“志苏、欧之志，法苏、欧之法，其亦今日之苏、欧者。”可以断言，在朱熹生活的时代，名门望族在修补族谱时，已经遵循欧阳修和苏洵的体例。朱熹又在《邓氏族谱原叙》、《暨阳濂溪周氏世谱序》等族谱序中多有类似表述，例如，“夫谱为何而作也？孝子顺孙纪祖功宗德、垂统传绪。族属虽疏远，实录其源流，使后世知为一本”，“夫谱何为而作也？所以明氏族，别系绪，俾昭穆相承、亲疏有叙而作也。”从此，这种写法几乎成为族谱开头的固定套语。
经过欧阳修、苏洵、朱熹等人的反复阐述与实践，世人对族谱的结构、功能有了共识。族谱开篇的序言往往使用相似的套语，以说明修谱的宗旨符合儒家观念。
元明时期族谱模式渐臻完善
欧阳修、朱熹等人不断强调编修族谱的重要性，并确定了族谱的功能与结构，使得儒家伦理成为族谱书写过程中的核心观念。元代王行简在《束氏族谱序》中写道：“族之有谱，其来尚矣……近世苏明允（苏洵，字明允——引者注）谱、欧阳公谱图、游默斋（游九言，号默斋——引者注）世谱，皆论撰先世之美，以明著后世者，良有以也”，直接写出了族谱形制的源流，说明欧阳修、苏洵所做族谱已经成为一时的典范。元人杨维桢《边氏宗谱叙》写道：“夫家谱之设，即古大宗小宗之法，所以序天伦、别亲疏、敦礼教者”，也是强调族谱的功能与宗法制度是一致的，说明宋代奠定的族谱序模式已被元人接受。
明代族谱序中，宗法制度、儒家伦理已经成为经常重复的套语。明代大儒宋濂更加强调族谱的功能与意义以及欧阳修、苏洵的创造性，他在《桃溪杨氏宗谱序》中认为：“国有史，家有谱。史者，载治乱、志安危，历朝之大帐簿也。谱者，溯本原、详支派，一族之大帐簿也”，“有宋欧阳文忠公修、苏明允先生洵，创造谱系以联属之，探本穷源、敦宗睦族之道，于斯而寄。”这段话首先把家谱与国史等量齐观，从而强调家谱的重要。其次，明确了谱的作用是溯本原、详支派。最后，简述了宗法问题在欧阳修和苏洵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方孝孺所撰《重修范氏族谱序》也持类似观点：“夫族之有谱所从来矣，其义与国史、玉牒并重，虽纤洪广狭不一，要以征往而鉴来均也。”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可以看出，明代修族谱时，一方面，大多强调明世系合族的功能，秉承欧阳修、苏洵和朱熹等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另一方面，将家史与国史类比，提高了族谱的象征意义。当然，也有些族谱直接记述始迁祖的行为事迹，没有采用修谱常用的套语。在继承宋人族谱规范的前提下，明代加强了族谱序开篇套语的解释力度和范围。
清代谱牒套语简化
清代谱序套语则明显简化，多使用“从来根之深者叶自茂，源之远者流自长”，“人生之有祖宗，犹木之有根本，根深则本厚，本厚则枝荣”之类措辞。此外，以“家之有乘，犹国之有史、郡邑之有志也”、“国有史，家有谱”等开篇者也比较多。使用套语的序数量虽多，但所占篇幅多为一两句而已。这种开篇套语基本可以视为一种不再讨论的前提，可以经常使用。这本身就是儒家文化不断深入人心然后内化为习惯的表现，自然很少有族谱编纂者对这一宗法制度做过多的讨论。
当这种套语成为一种文体结构被广泛使用时，类似的体裁形式自然会出现相同的套语使用情况。例如，在家族坟地上的碑谱，从广义上说也是一种家族谱系，但是由于材质不同，常用的套语相对于族谱序而言更为简略。乾隆十六年（1751）北京的《王氏世谱碑》云：“从来源之远者流必长，根之深者末自茂。此固理所必然，而亦势所不得不然者也。因笔之谱，勒於石，以志不紊云。”措辞十分简短，写作格式与族谱类似。从此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通过追述祖先世代以明系谱，乃是理所当然。又如，道光十一年（1831）《刘氏先茔碑》写道：“从来户大者必分宗，承先者宜继后。水源木本之思，不胜有怀始思初之感。”道光《杨氏先茔碑》云：“尝闻：源远者流长，水源可溯；根深者叶茂，木本堪寻。今之建茔于斯也，岂可苟焉而已哉！于是探本寻源，敬志所考。”此碑记述了其家从迁入、占籍、建茔，到后来数次迁茔的情况。所述谱系，大体是从远祖到四代孙建祖茔，经六七代人完成了从定居到拥有户籍，再到建碑于墓的过程。
立碑谱的时间在逻辑上应该早于修族谱的时间，因此在族谱的具体编纂过程中，大多会借鉴碑谱资料。在碑谱撰写的过程中，也必然受到同时代族谱的文体影响。所以，明清时期的家族碑刻资料，同样使用宗法制度方面的一些套语或表述方式。
加强谱牒套语研究
以新文化史的视角来看，谱牒不仅是一种史料记载，而且是一种家族与儒家文化的共同建构。家族建构既是实在的组织建设过程，也是传统文化不断被利用与再生产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儒家的宗法制度以及朱熹等人的家族建构设想成为最实用、最直接的资源。如果说宋明对宗法与家族建设在族谱序的讨论还相对较多，那么清代大部分族谱序只是在使用儒家的套语。这表明儒家文化内化为一种写作方式，以套语的表述形式被认可和使用，这是文化表述的维系与再创造。
碑谱等相类似的文体，虽然材质不同，但也同样使用相似的套语，这说明写作和套语的使用方式在当时社会环境下具有活力。套语本身可能是一个比较“虚”的词句，但其背后的文化社会环境却是实实在在的，显示了明清时期家族建设在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需要。在以往的社会史研究中，套语是一种“隐性”的存在，很少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在新文化史视野下，套语则成为新的关注对象，其背后的文化内涵逐渐得到彰显。从文化层面分析家族社会的运行机制，有助于宗族史和谱牒研究的扩展与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