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长海：姓氏文化研究应重视文献的考辨
近年来，姓氏研究及家谱编纂，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综览各类研究，家族谱的编修形式和内容方面，虽有一些新的方式方法，但仍有待大力提高。如何利用新思路新方法新材料，编修出适应社会发展，有利于社会和谐，让人爱看爱用的新家谱，仍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从文献学角度考察，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就是太迷信古人、迷信古代文献。另外一个方面，是对古文献的学习把握不够，甚至缺乏最基本的古文献常识，或轻视古文献。总之都是对古文献没有或不能认真的考辩。
一
姓氏研究及家谱编纂，最主要的缺陷就是迷信古人，迷信文献，而不加考辨。很多姓氏书动辄追溯到伏羲、黄帝、炎帝这样的传说时代。三皇五帝是传说时代的人物，并非可作信史看待。很多姓氏渊源，说到三皇五帝，言之凿凿，当然并非杜撰，而是照抄古人而已。家谱编修实在是一个很需要古文化基础，很有技术含量的活，没有一定的功力，想编好一部家谱或族谱，几乎是不可能的。如蒋介石编修自己的家谱，聘请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担任纂修总裁。很多家谱前有很多名家序言，都有这个意思。
《左传·隐公八年》中，大夫众仲谈到姓氏的作用:“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官族。邑亦如之。”郑樵《通志·氏族略·氏族序》曰：“三代（夏商周）以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妊人（女子）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姓是作为区分氏族的特定标志符号，如部落的名称或部落首领的名字。传说黄帝住姬水之滨，以姬为姓；炎帝居姜水之旁，以姜为姓。皇天以大禹治水有功，赐姓为姒。这些都是远古传说，代代相传。按照传统的说法就是，不可不信，亦不可全信。
《史记·黄帝本纪》中的很多说法，司马迁自己都没有说的那么肯定，我们为何就那么确定呐？如果这样，还要什么断代工程呐。
重视文献考辨，不能一错再错。如唐代林宝《元和姓纂》，原书久已失传，清乾隆间纂修《四库全书》时才从《永乐大典》辑出，是辑佚书，存在很多问题。著名历史学家岑仲勉先生曾经对此有所正伪辨误。所以，使用辑佚书一定要特别慎重。现在人有时编修家谱，引用古书，不论版本，只要是这个书，就随便引用。殊不知道，古书，特别是越早的书，流传下来的版本越多，歧异很大，你引用的这个版本，和另外一个版本或许就完全不一样，甚至是相反的。
又如《新唐书》中的《宗室世系》及《宰相世系》，对很多姓氏的渊源有所考证，虽然唐代士族式微，但大多仍是照抄前人成说，或故意攀附大族世家。对于这些姓氏的世系源流，需要认真的考辨。但现在的姓氏研究，对此深信不疑，原封照抄，很难令人信服。其实，仅就河南而言，这些年出土唐代墓志甚多，其中有很多姓氏家族的资料，多可纠谬补阙，但现在还没有人来作这样的工作。
这样的姓氏谱学研究，在很多时候，正如明代浚县人王越在为罗山方氏家谱所写序中所言：“近世学谱家，不择人贤否，随其姓氏，高扳远附，以示华耀。主者恬不知愧，诬子孙拜他人于纸上，其为不孝大矣。……但谱其近之所知者，不谱其远之所不知者。以信传信，欧、苏复生，亦当曰可。使先生不谱其所知，则藉谈不识伯黶；使谱其所不知，则颜标当拜鲁公，拜尚父之墓。附城南之族，尚何言哉！”[ 王越：《题罗山方氏家谱》，载《王越集》，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9月版，第47页。]王越为明代西北著名将领，豫北浚县人，其人武功卓著，文采斐然，思想深刻，上面的序言里说到四个典故。
藉谈不识伯黡：典出《左传》昭公十五年，周景王对晋国来的籍谈说：“且昔而高祖孙伯黡，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汝，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籍谈不能对。籍谈出去后，周景王就说到说：“籍父其无后乎！数典而忘其祖。”所以数典忘祖这个词，也是从这里来的。
颜标当拜鲁公：典出《全唐诗》卷八七二，无名氏《嘲郑熏》有“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之语。唐代郑熏主持考试，误认颜标为鲁公(颜真卿)的后代，把他取为状元，当时人以此诗句嘲笑他。当时藩镇割据，郑薰为了勉励忠烈，有意取颜标为状元，宣宗照准。至谢恩之日才知颜标出身贫寒，与鲁郡公颜真卿并无瓜葛。所以有人嘲讽道：“主司头脑太冬烘，错认颜标作鲁公。”
拜尚父之墓：郭崇韬为五代十国时期后唐重臣。历仕两代三主，奇袭灭梁，功居第一，赐铁券，恕十死。及平巴蜀，宣畅军威几至极尽。一旦被谗，首领莫保。《旧五代史·郭崇韬传》：“旧僚有干进者，崇韬谓之曰：‘公虽代邸之旧，然家无门阀，深知公才技，不敢骤进者，虑名流嗤余故也。’及征蜀之行，于兴平拜尚父子仪之墓。”尚父子仪，即唐代政治家、军事家郭子仪。《文献通考》卷二百七·经籍考三十四，在论到《皇朝百族谱》四卷时有：“而无知如崇韬者，所以流涕于尚父之墓而不耻也。”“拜尚父之墓”和“颜标当拜鲁公”均指错认祖先的故事。所以明代的王越就说到：“高扳远附，以示华耀。主者恬不知愧，诬子孙拜他人于纸上，其为不孝大矣。”
以上都是说古代的例子。没有想到在科学昌盛，距离王越所说五百年之后，现在还仍是这个样子。同时也说明，这样的思想，也就是攀附名人的思想，是很难改变的。所以秦姓没有人说其祖先是秦桧的，其实秦桧也确实没有后代。当然攀附名人，崇尚贤人，也不能说全是坏事。这就是中国的传统。
又如中国第一大姓李姓，《新唐书》卷七十《宗室世系上》记载：“李氏出自赢姓，帝颛顼高阳氏生大业，大业生女华，女华生皋陶，字庭坚，为尧大理。生益，益生恩成，历虞、夏、商，世为大理，以官命族为理氏。至纣之时，理徵字德灵，为翼隶中吴伯，以直道不容于纣，得罪而死。其妻陈国契和氏与子利贞逃难于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遂改理为李氏。”现在诸多姓氏书均从此说。
清代大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第二十三卷“氏族相传之讹”谈到:“氏族之书，所指秦汉以上者,大抵不可尽信。<唐书 表>李氏,则云:‘纣之时有理徵字德灵,为翼隶中吴伯’。不知三代时无此名字,无此官爵也。<表>王氏则云:‘周晋王太子晋，以直谏废为庶人’。传记亦无此事。”
又如中国第二大姓王姓。多称太原王，又追溯到东周王子晋。前一段我写了一篇《王子晋与中国道教》的文章，基本弄清为何周灵王太子晋，何以又被后人称之为王乔或王子乔。
王子晋，即太子晋，名姬晋，为周灵王太子。记载太子晋事的先秦文献主要有《逸周书?太子晋解》和《国语?周语下》。后世又有仙人王乔、王子乔者，是道教中最早的仙人之一，其原型即为太子晋。本为姬姓。又有的说其字子乔，这是完全不懂古代姓名常识，在西周之时，哪里有名还有字呐。在西汉初年，王子乔（乔木的乔）、王子侨（华侨的侨），或作王子高、王子峤等（均是乔、侨形近而误，且乔、侨在《说文》中，均以“高”释之。）
为何有这样多的错误，大概在《逸周书》里记载的“乃注瑟于王子，王子歌《峤》。”而《峤》据专家考证，当是古曲名。在当时文献的不断传写中，漏掉了“歌”字，而又以“峤”误为“侨”或“高”的可能形更大些。因为这几个字字形极为相近，古人都是手写，没有像现在的印刷，所以，古字以讹传讹，最后习久成俗的十分普遍。所以这极有可能即太子晋成为王子乔或王子高的主要原因。也就说，因为在古代文献中，有太子晋因为谱写或吟咏了一曲《峤》，古文献在不断的传写过程中，把太子晋的名，传写成了王子乔、王子高等名字。
如又有文章说：“自华胥氏至太子晋共四十五世”。中国的夏商周断代都搞不清的东西，你咋个弄出来的四十五世呀。
对于此类姓氏研究，曹涛曾在1996年发有文章《中国姓氏研究中的误区与盲点》，其中就说到：“对姓氏起源的史前查证，大多不是经信史，经出土文物，或经其他可资凭证的古文字、古方言中加以分析研究，探碛索隐，求得科学的说明，而是凭藉距离史实一、两千年之久，又大多出自两汉、魏晋时期某些古人穿凿附会臆测想象的作品，旁征博引，综合缕折，大加论证。或称某人某姓之祖兄，出自并无文字记载的上古之太皞氏、少皞氏，或是伏羲氏、神农氏、共工氏、或是黄帝、炎帝、尧帝、舜帝，或是黄帝之子昌意之后，等等。这种以后证先，以近证远，以传闻臆想证史前历史的做法，仅仅作为一种假设与猜测未尝不可，但以之为实证，就未免不够严谨。姓氏研究，并非仅为了追溯最早的远祖，光耀门楣。而是要从族群的研究出发，对历史有更清晰的认识，对社会有更多的理解。”[曹涛：中国姓氏研究中的误区与盲点.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第32页.]
曹涛的文章，至今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就是姓氏研究的目的要搞清楚，要超越一姓一族追根溯源的老套研究，“要从族群的研究出发，对历史有更清晰的认识，对社会有更多的理解。”
单一的姓氏寻根，虽然有很多内容可以探讨，但一定要与古文献的辨析，与出土古文物的印证相结合，才有可能写出新的篇章。姓氏学研究应引伸拓宽并与别的学科相互借鉴，姓氏学的研究才能有更广阔的天地。如相关学科有人口学、遗传学、民族学、民俗学、语言学、历史学等。
古代的姓氏研究，很多时候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考量，现在我们很多时候是出于经济的考量，这些当然都是实际的需要，但所有的寻根问祖，经济唱戏，都应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如周王室姬姓，为了给姬姓对殷民的统治找出合乎天理、天意的根据，办法之一，即追认黄帝为其最早的始祖。因为黄帝功德巍巍，自然泽及子孙。周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祀”(见《史记·周本纪》)，又如李唐统治天下，就追溯到颛顼、皋陶，并以道家始祖老子为祖先。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故姓氏考源无不成炎黄子孙，家族祖先无不帝王将相也。但要知道，帝王将相在任何时候都是族群的极少数人，那么多平民百姓的后代到哪里去了？
在文献的考辨方面，姓氏研究需要十分重视甲骨文及金文的研究成果。因为姓的起源，绝大多数追溯至三代。那么殷商时期，姓的情况到底怎样呢，只能从甲骨文中去寻找，或许这才是较为正确的思路。很多名家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如著名学者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陈梦家、李学勤等，利用丰富的甲骨文，对殷商时期的姓氏多有独到的研究成果。
又如首都师范大学赵鹏的博士论文《殷墟甲骨文中的人名及其对于断代的意义》，根据殷墟甲骨文中丰富的人名数据（出现在殷墟甲骨文中的人名有一千多个）。分析了殷墟甲骨文中的姓、氏和私名的问题。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殷商时期有姓氏的实质，但还没有姓氏的概念。我们赞同有学者说的，称其为‘族’”。[首都师范大学赵鹏博士的博士论文《殷墟甲骨文中的人名及其对于断代的意义》，第25页。]“从甲骨文看，殷商时期的社会实际上是由大大小小的方国和族构成的，并未见有‘姓’和‘氏’的概念。另外，在有些情况下国名和族名很难区分。所以，对于甲骨文中存在的这种类似于‘家族’和‘宗族’的社会组织，我们称其为‘国族’比称其为‘氏’更符合当时社会的实际情况。对于具体的人名来说，或为私名，或以国族名相称。人、地、族同名及异代同名的名字，与周人所说的‘氏（即族氏，也是一种血缘组织集团）’的实质应该是一样的。”[首都师范大学赵鹏博士的博士论文《殷墟甲骨文中的人名及其对于断代的意义》，第44页。]
如皇帝之姓姬，据此文考证：“姬”在甲骨文中主要有两种用法：一是用作神名，一是用作祭名，並無“姓”的含義和用法。”[首都师范大学赵鹏博士的博士论文《殷墟甲骨文中的人名及其对于断代的意义》，第37页。]由此看来，周人姓姬，故附会黄帝亦姬姓，是说得通的。
又如南开大学博士研究生陈絜博士学位论文《商周姓氏制度研究·绪论》，（2000 年 4 月）中认为“一种最简单而涵盖又最广的定义即为姓就是氏族名号（也即clan name 或gens name），同时也是一种外婚血缘组织的标志符号（8 页）”。“尽管先秦古姓其产生年颇早，但‘姓’作为一个概念性名词的出现极有可能是周人所特有的文化现象，是为了区分于同为血缘组织的标志符号的‘氏’而创造的。因为就目前史料而言，在西周之前，我们既没有见到具体的古姓的使用，也没有看到作为某一类血缘组织标志符号的概念性名词‘姓’字出现，名与实未必是同步产生的（第10页）。”
又如杨希枚根据甲骨文材料撰写了一系列的论文，论证“姓族是血缘集团，而氏族却是政治组织”。[杨希枚：《先秦文化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年 8 月。]
以上学者根据甲骨文和金文所进行的考证，更值得姓氏学研究者的重视。而古代姓氏书所载，传说附会及政治因素太多，值得进行深入的文献辨析。
二
以上主要讲的是迷信古文献，迷信古人。另外一个方面则是对古文献的学习把握不够。我们知道，古文献是编修家谱的基础，不迷信是在深入学习研究基础上的不迷信。而现在又出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根本不懂古文献，一些编修家谱的人，写了很多姓氏家谱文章的人，繁体字认不了，《史记》要读白话文的，连《论语》都没有读过。其文章只能是东拼西凑，很难有可信度。
我们编修家谱，最常用的材料无非是旧谱和碑刻资料。然后就是口述资料。如果利用旧谱，是影印的话，错误还少点，如果按简化字来排版，那么错误就会出现很多。而更多看到的则是，很多家谱利用碑刻资料，主要是墓碑，可以说是错误百出，让人不堪卒读。这是因为，很多编修者古文和古文献的基础太差，繁体字都认不了几个，各类碑刻上的异体字更是认不出来，更别说断句了。再加上碑刻日久漫漶模糊，所以利用碑刻资料，一定要慎重，最好找个专家给识读一下。这样笑话才会减少。
又如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姜太公。姜是姓、吕是氏。有人有说其名字叫姜尚，其实，尚是尊称。刘向《别录》的解释就是“师之,尚之,父之,故曰师尚父。”
姜太公吕望，是商末周初的人物。曾辅佐文王武王建立西周，故可说是开国功臣。但也是一个先秦文集记载聊聊，而后世传说累累的人物。其实那时的人物均如此。这样的人物，其姓氏名号事迹，连汉代的司马迁也已经弄不清楚，但后世学者多以后证先，以神话做实有，以传说当信史，这实在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奇怪心理，野史横行，戏说当道，真实反而无缘。
吕望，姜姓，吕乃其氏。又称吕尚者，则是尊称之谓。姜亮夫先生在其《楚辞通故》第一辑中，有“释姓名氏族”、“辨太公为鲁称其祖之词”、“师为三公之称”，“吕望显荣与入仕之年”、“鼓刀屠夫与钓叟”等。则已辨之甚明。后又有刘信芳《郭店简所记吕望身世辨析》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姜亮夫先生即说到，吕望显荣之时，当不过五六十岁，此后封于齐，治齐为大国。又当若干年，女为后，子为公，已为开国太公。所有的神话，盖为政治需要，假神异以镇人心而已。
关于作者
赵长海，男，现为郑州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河南省姓氏文化研究会家谱委员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