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郑云：论章学诚的谱牒学思想

编者按：本文作者系陈郑云先生（点击查看简历）。

摘  要：章学诚毕生致力于讲学、著述、编修史志谱牒，他对于谱牒宗旨、谱学地位、修谱方法、修谱态度、谱牒入志等问题都进行了较为详细深入的探讨，构成了一套完整的谱牒学思想体系，从理论到方法全面发展了我国谱牒学理论基础，至今仍具有的参考价值。

关键词：章学诚；谱牒；编纂思想；研究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会稽（今浙江绍兴）人。清代史学家、方志学家、谱牒学家。乾隆进士。曾官国子监典籍，主讲定州定武、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后入湖广总督毕沅幕府，协助编纂《续资治通鉴》等书。其自言：“三十年来，苦饥谋食，辄藉笔墨为生，往往为人撰述状志谱牒。”（章学诚：《与宗族论撰节愍公家传书》，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337页。）在编修谱牒实践过程中，他结合自己的史学、方志学理论，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系统的谱牒学思想理论体系。本文就相关论述，从谱牒宗旨、谱学地位、修谱方法、修谱态度、谱牒入志等方面研究整理章学诚的谱牒学思想体系，以就教于诸方家。

一、谱牒宗旨论

章学诚认为，编修谱牒旨在奠世系、辨昭穆、别贵贱、识尊卑，“先王赐土分姓，所以尊人治而明伦叙者，莫不由此”。（章学诚：《永清县志士族表序例》，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56页。）修谱之宗旨在于明宗族之源流，详氏族之繁衍，籍以分尊卑、立等级、别亲疏，宣扬“尊祖”、“敬宗”、“睦族”的伦理道德，以利于宗法制度给人以约束。是故云：“谱学，古人所重，世家巨族，国家所与休戚者也。”

章学诚极力主张修谱主要目的是力图维护亲族和睦的局面，他说：“物之大者，莫过于人；人之重者，莫重于族。记传之别，或及虫鱼；地理之书，必征土产。而于先王锡土分姓，所以重人类而明伦叙者，阙缺无闻，非所以明大通之义也。”（章学诚：《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97页。）编修谱牒不仅可以加强人们的亲族观念，化解家族内部争端，同时也有利于维护官方统治，维护社会和谐。可见，章学诚认为编修谱牒的宗旨，不仅体现出传统士人民胞物与的思想情怀，同时又兼有儒家修齐治平的理想追求。

章学诚强调：“州县之书，苟能部次世族，因以达于司府部院，则伦叙有所联而治化有所属矣。”（章学诚：《永清县志士族表序例》，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56页。）因此，他在《湖北通志·族望表叙例》《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中阐明了谱牒的作用：可以使清浊分途，流品攸分；衡文取士，有籍可稽；昭穆亲疏，秩然有序；争为后人，其讼易平，有助于评判嗣续方面的诉讼；能使祖系分明，婚姻有辨；使士族的德行道艺不被淹没，而又有劝惩之义，还能使人们明晰地望著重、坊表都里等等。

不仅如此，谱牒可以弥补史志记载的不足，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还是研究社会学、人口学、民族学、遗传学、伦理学、地名学以及文学艺术等各方面的史料；同时，谱牒中关于祠堂组织、职能、族规、家训、宗族与政府的关系记载，更是研究古代宗法制度、族权统治的重要史料。诚如章学诚所言：“比人斯有家，比家斯有国，比国斯有天下。家牒不修，则国之掌故，何所资而为之征信耶？”这里指出谱牒旨在征信，强调：“谱牒之书，藏之于家，易于散乱，尽入国史，又惧繁多。是则方州之志，考定成编，可以领诸家之总，而备国史之要删，亦载笔之不可不知所务者也。”（章学诚：《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97页。）谱牒可以“备国史之要删”。

二、谱学地位论

章学诚认为：“六经皆史也”，且“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章学诚：《报孙渊如书》，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21页。）他在《刘忠介公年谱叙》中云：“余惟谱历之学，仿于《周官》，所以奠系属，分经纬，太史公集《尚书》、《世纪》，为《三代世表》，其遗法也。魏晋以还，家谱图牒，与状述传志，相为经纬，盖亦史部支流，备用一家之书而已。而前代文人，若韩、柳、李、杜诸家，一时皆为之谱，于是即人为谱，而儒杂二家之言，往往见之谱牒矣。”（章学诚：《刘忠介公年谱叙》，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37页。）他认为谱牒属于“史学”范畴，明确提出“谱学亦史部支流”的理论，进而说：“夫家有谱，州县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强调：“且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唯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章学诚：《州县请立志科议》，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36页。）这里，不仅讲情了谱牒学的性质，而且阐明了谱牒学与方志学、史学的关系，即谱牒学“亦史部支流”。谱牒为史体，是章学诚整个谱牒学理论的基点，谱牒既然是史学的一部分，其作用无异等同于史学，“天文、地理、五行、谱牒，何非史部之所通乎！故六经流别，为史部所不得不收者也。”（章学诚：《史考释例》，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39页。）章学诚处处以史学的研究方法衡量谱牒，表现了他对谱牒学价值的认识程度。

章学诚首次把年谱作为谱牒学的一部分。年谱是按年次记载一个人的生平事迹的著作，是“一人之史”，由编年船记体发展而来，不同于一般的人物传记，它不仅有叙述文字，而且有纲目、图谱、表格等。章学诚对年谱的价值进行充分的肯定。他说：“考次前人撰著，因而谱其生平时事与其人之出处进退， 而知其所以为言，是亦论世知人之学也。”尤其文人年谱更是如此，“文人之有年谱，前此所无，宋人为之，颇觉有补于知人论世之学，不仅区区考一人文集已也。”（章学诚：《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37页。）列举明末刘宗周年谱为例说：“盖其学之本末，行之终始，天启、崇祯间之风俗人心，与东南鼎革间之时事得失，皆于先生之谱可以推见其余。先生故以人谱教学者，而学者又即先生之谱可以想见其人。故曰：以谱正人，必有关于一代风教，而后可以作谱。”（章学诚：《刘忠介公年谱叙》，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38页。）人物年谱是一人之史，可以佐证史料，“家史、国史与一代之史，亦将取以证焉，不可不致慎也。”（章学诚：《韩柳二先生年谱书后》，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37页。）

三、修谱态度论

对编修谱牒的态度，章学诚也有论述，他认为，谱牒既是“一家之史”，修谱时就应该坚持史书“书实之义”，“事必信而有征”，不能“矫诬失实”，“惟其谨严之至斯，乃所以敬其先也。”这些思想主要体现在章学诚对欧阳修、苏洵两家谱的评论上，他指出：“宋人谱牒，今不甚传，欧、苏文名最盛，谱附文集以传，其以世次荒远，不敢漫为附会，凡所推溯，断自可知之代，最得《春秋》谨严之旨，可谓善矣。”（章学诚：《高邮沈氏家谱序》，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40页。）又云：“欧、苏之谱，所谓推表世系，断自可知之世，此诚不易之理。”（章学诚：《家谱杂议》，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96页。）但他批评欧阳修所编《欧阳氏族图》是“于其先世有仕于五季十国间者，往往削其所署官阶，既失书实之义”。（章学诚：《高邮沈氏家谱序》，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40页。）对苏洵所编《苏氏族谱》则是“《苏氏族谱》，自味谱苏之族，而尊其自出，与通族书法，详略尊卑，体例有别，以为谱乃吾作，故尊吾之所出，此尤无异儿童之见。使人人各尊所出，而卑视旁支，则谱乃聚讼之阶矣。”（章学诚：《家谱杂议》，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96页。）认为，苏洵修谱“尊自所处”的弊端是“儿童之见”、众人争辩、是非难定的根源。又云：“迁、固叙其家世，书至谈、彪，犹作公家之言，与他称述无异，所以公其道于天下，而不以私尊私贵亵其亲也。苏氏所见如此其陋，而世反尊而法之何也？”（章学诚：《家谱杂议》，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96页。）他赞扬司马迁、班固在记述自己父亲事迹时“作公家之言”，“与他称述无异”，“公其道于天下”，不“私尊私贵”，批评了苏洵的见识浅陋，世人修谱不该尊崇其法。进一步批评到：“谱为一族公书，而秉笔之人，独尊其所出，则人子孰不知爱亲，必致交相扬抑，启争端矣。”（章学诚：《高邮沈氏家谱序》，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540页。）这些批评确实切中要害。

章学诚认为，后人修谱时不可埋没前人的苦心，不能“饮水忘源”，强调：“前人纂录，具有苦心，后人袭其书，而不著前人之序例；或仅存序跋，而不著前书之义例如何，则几于饮水而忘源矣。”指出：“故创辑者，必著取材之所自，否则等于无征弗信也；重修者，必著前谱之序例，否则等于伯宗攘善也；迭修者，则迭存之义例详尽；而无事于修者，则但续其所无，而不改其所有。斯庶几矣。”（章学诚：《高邮沈氏家谱叙例》，《章氏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19页。）章学诚在自己的修谱实践中深切的体会到“创辑者”、“重修者”、“迭修者”、“无事于修者”应该尊重前人的成果，不可“饮水忘源”，在谱牒中列“旧谱叙例”不没前人成果，阐明继承与创新的关系。

章学诚提倡“书实之义”，认为谱牒纂述应该学习《春秋》的严谨态度，而不应漫加附会，而作为谱牒的编撰者，必须恪守自己所应有的准则，保持客观性与求真务实的纂述态度，不能因为自己的主观好恶而任意对谱牒内容进行详略编排。又云：“谱牒不受史官成法，而一家之史鲜有知之者矣。”（章学诚：《文史通义·说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22页。）力主使谱牒学成为信史，这也是他撰修谱牒的书法态度。

四、修谱方法论

章学诚对谱牒的编修方法有极为详细的论述，认为，一部谱牒至少包括“表”、“牒”、“图”、“传”等。章学诚云：“家谱系表，旁行斜上，乃是周谱旧式，后史所本者也。”（章学诚：《高邮沈氏家谱叙例》，《章氏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18页。）又云：“人表者，春秋谱历之遗，而类聚名姓之品目也。人表人于史篇，则人分类例，而列传不必曲折求备；列传繁文既省，则事之端委易究，而马、班婉而成章之家学，可牵而复也。”（章学诚：《高邮沈氏家谱叙例》，《章氏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18页。）这里他认为“表”是谱牒的主要组成部分。“牒”是谱牒的另一组成部分。章学诚认为：“牒者，表之注也。表仅列名，而人之行次、字号、礼官、生卒、妻妾姓氏、子女所出、茔墓向方，皆当注于名下，如履贯然，表线所不能容，故著牒以详之。”（章学诚：《高邮沈氏家谱叙例》，《章氏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18页。）这样说明了牒的主要内容。“图”是谱牒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图象为无言之史，谱牒为无文之书，相辅而行，虽欲阙一而不可者也”（章学诚：《和州志舆地图序列》，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05页。），如谱牒著录先世人物肖像影图、茔域形势图等。关于“传”，章学诚认为“谱传，即史传之支流，亦以备史传之采取也。”取材尽量比史传详细，“事必信而有征”，不能“矫诬失实”。谱牒的表与牒，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表以支派为支，伯支末世子孙未尽，不能书仲支之祖宗，所谓经也；牒以行辈为主，一辈弟兄叔季未尽，不能书伯支之子系，所谓纬也。一经一纬，所以表人伦之道也。”（章学诚：《高邮沈氏家谱叙例》，《章氏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18页。）所以，谱牒如果能够分别表、牒，则“彼观之者，见表而昭穆亲疏，了如指掌，然后循表之名，考牒之注，岂不观览有序，编次可法也哉！今分别表牒，用纸不过十番，而一望可晓。”（章学诚：《与冯秋山论修谱书》，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49页。）关于谱传与牒的关系。章学诚说：“每图之后，列书字行、生卒、妻妾、子女之属，所谓牒也，乃称世传，则亦大不谙于义例矣。世传自是作谱人于横表纵牒之中，择其嘉言懿行，可以为法则者，罗列为传，非字行生卒之类，人所同具而式有一定者，可称传也。”（章学诚：《宜兴陈氏宗谱书后》，《章氏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20页。）区别谱传与牒非常重要。另外，章学诚主张在谱牒中“文征”，不仅可以保存重要的史料，而且可以避免谱传之芜杂。“文，则言之尤雅者也。奏疏尊君列于首矣，旧谱传状多删取为新谱列传，取画一于体例，非敢掠前人之美也，原本录于文征，非第存文，且使新谱诸传详略互见，亦史家旁证之遗意也。”（章学诚：《高邮沈氏家谱叙例》，《章氏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19页。）

既然谱牒为史，则必须要合于史法。章学诚认为修谱即修家史，必须要恰合史法体例，他指出：“惟修谱本为家史，体例自有一定，岂得出人任情，茫无成法欤？”（章学诚：《家谱杂议》，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99页。）主张谱牒修纂应仿史传重“宽”，提出“夫家传备史传之取裁，例视史传加宽，宽乃可以备约取尔”。在章学诚看来，谱学纂修合于史法者“已久失矣”，“家谱之类，人自为书，家自为说，其难言者多矣＂。

关于谱牒繁简标准，章学诚指出：“谱乃一家之史，史文宜简宜繁，各有攸当，岂得偏主简之一说以概其凡？至于云便于迁移携挈，则尤不成议论。充其所言，家藏六经三史，其文不为简矣，一遇子孙迁移，必当抛掷而弃毁之邪？抑六经三史传示子孙必当删节而简括之邪？此则不问而知说之非也。”（章学诚：《与冯秋山论修谱书》，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48页。）在章学诚看来，谱牒的繁简标准应与史书一致，繁简得当。

五、谱牒入志论

唐刘知幾首次明确提出谱牒人志的观点，章学诚提到：唐刘知幾讨论史志，认为“族谱之书，允宜入史。其后欧阳《唐书》撰为《宰相世系》，顾清门巨族，但不为宰相者，时有所遗。便至郑樵《通志》，首著《氏族之略》，其叙例之文，发明谱学所系，推原史家不得师承之故，盖尝慨切言之。而后人修史，不师其法，是亦史部之阙典也。”（章学诚：《和州志士族表序例》，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96页。）可见当时已有谱牒人志提法，然而后人修史却“不得师承”，已无人为之继，遂成“史部之阙典”。近世修志，虽无不详书户口，但“世系之载，阒尔无闻”，修志之人“往往留连故迹，附会桑梓，而谱牒之辑缺然，是则所谓重乔木而轻世家矣。”（章学诚：《永清县志士族表序例》，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56页。）章学诚认为，这种做法无啻于“重乔木而轻世家”，是“失所以重轻之义”，未能认清谱牒重要性的表现。

章学诚认为，“谱牒之书，藏之于家，易于散乱；尽人国史，又惧繁多，是则方州之志，考定成编，可以领诸家之总，而备国史之要删，亦载笔之不可不知所务者也”（章学诚：《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上》，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97页。）。谱牒宜入方志，因其藏之于私家，容易散乱，全部写入国史，则又过于繁芜，而谱牒入方州之志，既可“领诸家之总”，又能充备国史要略。章学诚主张谱牒掌之于官，仿《周官》遗意，以方志“表氏族”，在他看来，这种做法益处有十：一是在保证史书权威基础上，于私门之书有所折衷收录，协调二者关系；二是使谱牒修纂凡例统一，可资借鉴；三是可以区分世家清浊流品，族类之异；四是便于官家辨清籍贯，取士用人；五是昭穆亲疏之别，使人伦秩序井然有序，且杜绝续嗣争讼之事；六是诸州可以谱牒彼此互证谱牒散失之处；七是改姓易氏之事，明著于书，使婚姻凭以辨明，而且其后学者，又能借此考证由来；八是显扬“修门望族”“德行道艺”，存续诸善，而收激励教化之旨；九是使“地望著重”“坊表都里”不为虚设；十是便于考证文献，设馆阁以收录，按志书而索求取用，“易如指掌”。

章学诚谱牒人志的思想在其修志实践中得到体现，在《和州志》《永清县志》《湖北通志》的修纂中，章学诚特别设立了《和州志·氏族表》《永清县志？士族表》以及《湖北通志·族望表》部分，以方志“特表氏族”，记述本地氏族谱系情况。由于章学诚修志时，“登科甲仕宦，则固成周乡大夫之所以书上贤能者”，因而其所表之“氏族”，实际上是指“士族”，也即通过科举之途进人统治阶层的本地士人宗族及其亲属。章学诚以“士”为核心标准纂修《氏族表》，参照旧谱“旁行斜上”的原则加以纂述，并特设“《氏族表》序例”，对其中关键问题详细阐述。章学诚希望通过谱牒入志，以志而“特表氏族”的方式，促进亲族和睦，维护社会秩序，在他看来，“州县之书，苟能部次世族，因以达于司府部院，则叙伦有所联，而治化有所属矣”。（章学诚：《永清县志士族表序例》，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56页。）

章学诚希望通过以官修方志表述氏族的做法，为私谱修纂确定凡例，从而化解私家修谱繁芜无绪且“谱牒不掌于官”的混乱局面。在章学诚看来“国有史”“方有志”而“家有谱”，谱牒是一家之史，乃是史部支流。他曾提到：“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记一朝，天下之史也。”（章学诚：《州县请立志科议》，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836页。）

章学诚吸取前人谱牒理论，同时也对其不合理之处进行了批判。针对欧阳《宰相世系》只收录有宰相宗亲氏族的情况，章学诚认为：“世系不必尽律以宰相，而一朝右族声望，与国相终始者，纂次为表，篇帙亦自无多也。标题但署为世族，又何至于为例不纯欤？”（章学诚：《永清县志士族表序例》，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57页。）在章学诚看来，而对前人修谱“且夫国史不录，州志不载，谱系之法，不掌于官，则家自为书，人自为说，子孙或过誉其祖父，是非或颇谬于国史，其不肖者流，或谬托贤哲，或私鬻宗谱，以伪乱真，悠谬恍惚，不可胜言。其清门华胄，则门阀相矜，私立名字，若江左王、谢诸家，但有官勋，即标列传。史臣含毫，莫能裁断。以至李必陇西，刘必沛国，但求资望，不问从来，则有谱之弊，不如无谱。史志阙略，盖亦前人之过也。”（章学诚：《和州志氏族表序例》，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900页。）章学诚认为欧阳《宰相世系》在谱牒只能是“创其例而不能善其法”，即虽属首创其例，但却未能完善体例法度，而至于郑樵《通志》《氏族》之篇，则被章氏评价为“存其义而不能广其例”，即没有余绪相承，难以广泛传播。

章学诚的谱牒学思想，具有上述六个方面的思想内容，其间相互联系，有机地构成古代谱牒学理论的思想体系。章学诚不仅创新了谱牒学理论，而且还身体力行编撰谱牒，在实践中运用。章学诚严谨的治学态度，冲击了一些假托始祖、攀附名人、牵强附会、美饰先祖、言过其实等情况，使谱牒记述资料的更加真实可靠。随着近年来编修家谱热潮的兴起，对章学诚谱牒学的理论遗产进行总结反思，结合当代家谱编修情况，融会贯通，进而推动当代谱学理论发展有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清)章学诚撰、仓修良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

[2](清)章学诚：《章氏遗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3]仓修良、叶建华：《章学诚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4]孔祥龙：《章学诚谱牒入志思想浅析》，《中国地方志》2015年第1期。

[5]袁红军：《章学诚创新谱牒学理论之功》，《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3期。

陈郑云先生简历：

陈郑云，男，汉族，1987年生于甘肃武都。西北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和学术文化促进中心执行主席、陇南青年诗赋学会会长、温州大学姓氏文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在历史学、文学、辞赋学、方志学、谱牒学、新闻等领域有一定研究，尤以文史与诗赋创研成绩最显著；文学创作涉及诗、赋、词、曲、联、散文、杂文、新闻、报告文学等体裁。作品发表在《世界汉诗》、《中华辞赋》、《中国诗赋》、《甘肃日报》、《民主协商报》、《陇南日报》、《甘肃楹联》等各大报刊。部分作品入编《世界汉诗年鉴》、《中华新辞赋选粹》、《千城赋》、《赋苑琼葩》、《建党伟业》、《大美陇南》等书。著有辞赋集《漫笔异乡》、论文集《思风发》、新闻集《九风初探》，编著有《中国历代皇帝简传》、《武侠概论专题》，主编文集《千帆竞发》、《蒂乡文苑》、《诗友赋谊》，主纂《诗赋陇南》（期刊）、《西北青年文学丛书》、《致知文化丛书》。传略载入《中国时代文艺家名典》等辞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