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德志：被误读了上千年的《左传》人物表敬称谓

摘要：《元和姓纂》等历代姓氏专著，大多误读了《左传》官场交际中的紧缩敬称。把晋国所有行政县制视同采邑，并臆测其县大夫后裔亦因以为氏，有违历史真实。论文以原、温两县为例，列举史实介绍春秋笔法，论证了晋县并非采邑，原轸、原同、原縠、温季等县大夫也并未姓原或姓温。原、温只是其复指称谓中的表敬成分。例如原轸，即原县大夫先轸之简略，原轸之原，和原姓毫无瓜葛。其他晋县大夫之紧缩敬称，亦可依此类推。

关键词：郡县制；县大夫；紧缩敬称；职位敬称；春秋笔法

正 文：

春秋时期，晋文公为争霸而加强中央集权，原、温并入晋国后，被改为原县和温县。然许多人仍把其县大夫视同世袭领主，将其辖区视为采邑。致使历代学者及姓氏专著，多把《左传》上原轸、原同、原縠、温季等县大夫的“紧缩敬称”，误认为真实姓氏，进而臆测其后人皆因以为氏。无端给原、温等姓妄加了源头。近读山西大学田同旭教授所写《前后原国与两个沁水》，[1]97感佩之余，又深憾其重蹈《元和姓纂》等专著之覆辙，误将先轸、赵衰加入原氏先祖之列。愚以为对《左传》人物之紧缩敬称，大有深入探讨之必要。

1、复杂称谓被简化是古今常见现象

诚然，《左传》中确实有将先轸称为原轸见僖28卷16，122（本文所有引自《左传》的文字，均见于[M]《十三经注疏·左传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影印版）赵同称为原同见僖24卷15，115，郤至称为温季见成16卷28，218等例子。但笔者认为：原轸两字，只是其复指性称谓压缩后的紧缩敬称。前边那个原字，是指代“原县大夫”这一职位敬称的。亦即：

原轸＝原县大夫先轸之紧缩。

原同＝原县大夫赵同之紧缩。

温季＝温县大夫郤季之紧缩。

原縠＝原县大夫先縠之紧缩。

上述县大夫及其后裔，均未姓原或姓温。但自《元和姓纂》以后，历代专著辗转相抄，皆忽略了晋国的县制并非采邑，错把《左传》人物称谓中复指词组紧缩后的表敬简称，当成了真名实姓，并臆测其子孙亦皆因以为氏。

简称现象古今常见，古人受书写条件的限制，尤其惜墨如金。原轸、原同、原縠、温季等称谓的组合方式，均属于春秋时盛行的“职务＋名字”之类型。 “原、温”等字只代表其职务，后边的“轸、同、縠、季”，实为其真名先轸、赵同、先縠、郤季的简略。

《左传》中由“职务或身份＋人名”来组合人物称谓的例子比比皆是。单名前冠于职务的如：司马燮见襄8卷30，238、祝佗见襄25卷36，281、师旷见襄14卷32，256等；由“身份＋人名”来组合的有王子带见僖11卷13，100、王子颓见庄20卷9，72等。

这些由“职位或身份＋人名”的人物称谓，在古籍中，经常被简略掉其中一些字。例如王子带，便是“周惠王子姬带”的简略。王子带不姓王，这和原轸、原縠、原同并不姓原，温季并不姓温，属于同一道理。

《左传》人物称谓中的简略是常见现象。“践土之盟”中，晋文公被称作“晋重”见定4卷54，433，即把“晋重耳”的“耳”字省略了。

更为简略的例子，如 “原屏咎之徒也” 见宣12卷23,178，和“赵氏以原屏之难怨栾氏。” 见襄23卷35，274。两例中“原屏”两字相连，但他却又绝非原姓或屏姓中人。前一例的意思是：早在晋楚邲之战15年前，晋人荀首就预言：“原县大夫赵同和屏县大夫赵括留在军中，那是两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啊！”后一例的大意是：赵氏蒙难后的幸存者赵武，因为当初原县大夫赵同和屏县大夫赵括被控告阴谋叛乱，导致赵家被灭族而怨恨栾氏。这两例中，“原县大夫赵同和屏县大夫赵括”13个字，被简略成了“原屏”两字。——这两例对本文至关重要的是：它用“原屏”两字，即只用赵同和赵括两人的表敬简称，来指代赵同和赵括，这和用原轸的“原”字，作为对先轸任“原县大夫”之职位敬称，是同一道理。

按说，虽然赵同、赵括和先縠玩忽军令，导致晋国在晋楚邲之战中惨败，两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是真，但并非存心通敌。只是因为赵家长期独揽大权积怨众怒，所以当有人借机给赵家罗织谋叛罪名时，栾氏曾表示认同。这便是“赵氏以原、屏之难怨栾氏”的原因。又因赵同、赵括是赵武爷爷辈的人，赵武理应避讳其名，因而才使用了“原屏”这样的表敬简称。

可见，或为行文的简洁明快，或因特定的礼俗，把复杂人物称谓加以简化，这在古代和今天，都是常见现象。今天，李××总设计师可被称为李总，张××总工程师可被称为张总，其结构都是从复指成分中各取一字，组成紧缩敬称。《左传》中用“原县大夫先轸和原县大夫赵同”中的原字，代表“原县大夫”，和前边用“原屏”指代两县大夫，本属同一道理。可惜，唐宋以后，很多人都忽略了这一点。

2、历代姓氏专著多属辗转照抄

唐宋至今，许多姓氏专著辗转相抄，把晋县写成采邑，还误称其县大夫因以为氏。由于原、温两县本质上是一个问题，有可比性。故本文将其放到一起来讨论。 

姓氏专著中以讹传讹举例表

应该承认，唐代林宝所著《元和姓纂》，是一本贡献很大知名度很高的书。但也正因为如此，书中一旦出现失误，其负面影响也就极其深远。以致宋元明清之姓氏专著以及今天的网络，仍在以讹传讹，致使许多人真伪莫辨无所适从。

据上表可知，在许多专著中，诸如“封于先轸，号原轸，其后亦为原姓。”和“郤至为温大夫，号温季，因以为氏”，“郤至食采于温，亦号温季，因以为族”之类。均将人物称谓中的紧缩敬称，当成了具体姓氏。这，不仅是历史认知上的疏失，从语法角度说，同时也是对《左传》中紧缩敬称的误读。

3、史实证明，春秋中后期之晋县并非采邑

上述姓氏专著中的诸多失误，多因错误理解晋县的性质而起。这是为什么呢？首先，春秋当代的人对郡县制这一新生事物，就很难扭过弯儿来。纵向看，分封世袭已延续了上千年；横向看，春秋各国的世袭采邑，仍像汪洋大海似的广泛存在。封建时代，有谁一旦受封，封邑的地名，便和受封者粘到了一起。比如《左传》中显示，先轸的儿子先且居担任中军主将后曾食采于霍，于是人们便称先且居为霍伯见文5卷19上141。春秋时代诸如此类的×伯、×叔不胜枚举。按说，县大夫是行政长官，并非这块土地的主人。但《左传》中却也显示，赵同当了原县大夫后，便有人称赵同为“原叔”了见宣15卷24，186。这说明，县制试点在萌芽时期，旧的意识和习惯势力，仍然普遍存在，人们仍习惯于用老眼光来看待新生事物。

造成产生误解的另一原因，更和某些县大夫的个人品质有关。像赵衰、先轸、狐溱这些开创晋国霸业的功臣，他们做事认真，行为检点，由他们担任县大夫时，个个奉公守法。但正如古人所说“常胜之难保”，往往传至后代，便每况愈下。先轸的后人先縠，到他被任命为原大夫兼“下军左”时，在晋楚邲之战前夕，楚人便早已料到：“晋之従政者（指阳处父）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刚愎不仁，未肯用命……此行也，晋师必败。” 见宣12卷23，178 再看温县的县大夫郤至。他几乎是把温县当成了自家私产，竟然狂妄到敢和周天子争起鄇田来见成11卷27，207。所以，他们给人的印象，县制虽名为行政单位，似乎也和分封私邑没有两样。但《左传》又明文记载，自晋文公建温县后，第一任大夫是狐溱见僖25卷16，119，第二任大夫是阳处父见文6卷19上，141，第三任才是郤至见成11卷27，207，可见，县大夫由国君委任，已成定局。所以，无论郤至这个县大夫怎样霸道，他也不敢再动恢复世袭制度的念头。仍以郤至和天子争鄇田为例，只用晋君一句不要再争了，郤至便立即收敛见成11卷27，208。说明晋国各郡县疆界的变更与否，是由国君决定的。

在封建制度下，有了世袭食邑，等于给子孙开创了万代祖产。所以其子孙才会“因以为氏”以示纪念。因而，弄明白原、温两县的性质，是判断其子孙值不值得“改变姓氏”的关键。

1997年复旦大学周振鹤教授发表了《县制起源三阶段说》一文。该文指出：“晋、楚的灭国为县，以及在新领土上所设的县，虽然还不是后世的郡县，但已开始具有地方行政组织的萌芽，即作为国君的直属地，并且县的长官不实行世袭制。” [9]30反对此说的杨宽，曾举赵同世袭赵衰为例，但周振鹤认为“事实并非如此，赵同并不继赵衰任原大夫。” [9]31史载：僖25年赵衰为原大夫，但仅仅三年，到僖28年城濮之战时，先轸就被称为原轸了。先轸死后由谁继任了原县大夫呢？唐代大师孔颖达引汉代服虔的说法，是将原县一分为二，由先縠和赵同来分任的见宣12卷23，181。这说明县大夫的任免及辖区的变化，是由国君随时酌情确定的。

2009年，天津师范大学杜勇教授发表了《关于春秋时代晋县的性质问题》一文。其文以原、温两县为例，从主官由国家任命，子孙不得世袭，军赋、田赋由国家支配，国家有裁决诉讼最后决策权等方面，说明晋国的县制，虽不能算完善，但他“无改于晋县为君主集权政治服务的政区性质”。[10]（J）41也就是说，那些跋扈不法的县大夫，无论他多贪多黑，毕竟是名不正言不顺的，并且最后也都没有逃脱了国家的制裁。

其实，除了原、温两县之外，《左传》中还有许多事例，可以支持周振鹤和杜勇的观点。

比如，《十三经注疏·左传》昭公三年所载：“初，州县，栾豹之邑也。及栾氏亡，范宣子、赵文子、韩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县也。’（杜注：州本属温，温赵氏邑）二宣子曰：‘自郤称以别，三传矣。（杜注：郤称，晋大夫，始受州。自是，州与温别，至今传三家。）晋之别县不唯州，谁获治之？’文子病之，乃舍之。” 见昭3卷42，330

综合《传》文与杜注可知：其一，州县从温县划分出来后，其县大夫从郤称到栾豹，已经传了三家。足以证明，当时晋国的县大夫不是世袭的。其二，晋国将大县一分为二的不止州县一例。从未见那个大县的大夫，敢将被划出去的别县，擅自收回自己管辖范围的。说明县域的大小分合，和县大夫的任命，是由国君主持的。故，这些晋县无疑是属于行政性质的。

再如，《传》襄30年：“晋悼夫人食輿人之城杞者，绛县人或年长矣，无子，而往与于食……赵孟问其县大夫，则其属也。召之而谢过焉……以为绛县师，而废其輿尉。” 见襄30卷40，309-310 针对此文，孔颖达正义说：“守邑之长。公邑称大夫，私邑则称宰。此言问其县大夫，问绛县之大夫也。绛非赵武私邑而云则其属者，盖诸是公邑，国卿分掌之而此邑属赵武也。”见襄30卷40，310综合以上《传》文与孔颖达的正义，可知： 

其一，在晋国，凡称县大夫的都是公邑。如果原县、温县、绛县果为世袭封邑，那么其主人便只能叫原宰、温宰、绛宰，而不应叫作“原大夫、温大夫”了。

其二，慰劳“舆人之城杞者”，这些工役是远到外地去修筑杞城的，足证这是国家行为，绛县的军赋、工役是受国家支配的。

其三，高居卿位的赵武了解这个73岁的老人后，便直接“以役孤老故”将征派他筑城的“輿尉”免职，并任命该老者“为绛县师”。这也正因为绛县是行政县，并非国中之国，作为国卿的赵武，才有权对下属县吏随时任免。

再如，《传》昭28年：“秋，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由中央委派魏戊等10人去分任各县大夫。见昭28卷52，416“冬，梗阳人有狱，魏戊不能断，以狱上。” 见昭28卷52，417从县域之划定，县大夫之委派，大案要案需上报中央，再参照上文孔颖达“公邑称大夫，私邑则称宰”来看，在晋国，至少到春秋中后期，其县大夫，属于行政官性质是没有疑问的。

前述郤氏、赵氏先后任温县大夫时，郤氏欲争鄇田被晋君挫败，赵文子欲争州县，又被同僚挫败，诸如此类，无不证明：世袭分封制度，正在无可奈何地让位于郡县制度的事实。

可是，长期以来，由于史家对春秋后期县制的性质认识模糊，影响了《元和姓纂》等编撰者，以致许多人只根据郤至亦号温季，先轸亦号原轸，赵同亦号原同，便以为郤氏改姓了温，先轸和赵同改姓了原。影响所及，以讹传讹，居然让人们迷惑了上千年。

4、以孔子的春秋笔法和《春秋经》为证，原、温之县大夫均未因以为氏

古代礼仪文化避讳直呼其名，反之则表示鄙视。春秋笔法更讲究微言大义。在孔子笔下，凡写某国有杀其大夫之事，在“杀其大夫”四字前后，如何用字，大有讲究。比如：宋杀其大夫，和宋人杀其大夫，前者表示国杀或国讨，后者则表示被人陷害或误杀；在“杀其大夫”四字后，不直书被杀者名字，即表示该大夫是无罪被杀；反之，被直书其名，则表示被杀者是罪有应得。

恰巧，与本文相关的三个关键人物，都是因遭国讨而灭族的。先轸的后代先縠、赵衰的儿子赵同、晋国三郤家族的郤至，他们生前被抬举为原縠、原同或温季等紧缩敬称，一旦恶贯满盈而遭到国讨，《春秋》在“杀其大夫”四字之后，都无一例外地以直书其名来表示鄙视。

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国人把《春秋》尊为《春秋经》，是因为如果《春秋经》上弃用敬称而直书罪犯名字，即意味着是对乱臣贼子验明正身而被杀的历史宣判。——验明正身，当然要用真名实姓。故曰，以孔子之《春秋经》为证，原、温之县大夫与原、温两姓毫无瓜葛。

例证来自《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其中“经和传”之后，是杜预的注，和孔颖达的疏。为方便阅读，特在杜预注的前边加了杜注标志，孔颖达的话前边均标有疏字，以示区别。

例一：【经】宣公13年……冬，晋杀其大夫先縠。杜注书名以讨罪

（所有例证之标点为笔者所加，下同）

【传】冬，晋人讨邲之败，归罪于先縠而杀之，尽灭其族。君子曰：恶之来也，己则取之，其先縠之谓乎？杜注晋灭其族，为诛已甚，故曰恶之来也。疏 注尽灭至来也。正义曰：先縠之罪不合灭族，尽灭其族，为诛已甚，亦是晋刑大过，是为大恶。君子既嫌晋刑大过，又尤先縠自招，故曰恶之来也，己自 取之。恶之来也，言大恶之事来先縠之家。 见宣13卷24，183

此时，被灭族之罪犯在孔子和孔颖达笔下，均直书先縠，而不再用原縠这样的紧缩敬称了。 

例二： 【经】成公8年夏……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杜注《传》曰：“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义自居，宜其见讨。故从告辞而称名 疏 ……大夫无罪见杀，例不书名。……今虽实不作乱，从告而称其名。言从告者，凡杀大夫，必以其实有罪……鲁史详其曲直，乃立其文，故所书或从或否耳。 见成8卷26，202

此时孔子直书罪臣名字为赵同、赵括。孔颖达的正义进一步强调，大夫无罪被杀，例不书名。凡书名者，必因其实有罪。而为何杜预的引文却仍用“原、屏”这样的敬称呢？因为“原、屏，咎之徒也”一句是15年前荀首评价他两个的预言。那时两人尚在原县和屏县大夫任上，故荀首仍用了“原、屏”这样的表敬称谓。

可见原同之原，只是用来代表原大夫这个敬称的。赵同才是其真实姓名。

例三： 【经】成公十有七年……晋杀其大夫郤锜、郤犨、郤至。

【传】闰月乙卯晦，栾书、中行偃杀胥童。民不与郤氏，胥童导君为乱，故皆书曰：晋杀其大夫。杜注……郤氏失民，胥童导乱，宜其为国戮。疏  ……厉公以私欲杀三郤，胥童为栾书、中行偃所杀，乃直是两下相杀，……今《经》书二者并为国讨之文，故《传》解之：言民不与郤氏，郤氏有罪也；胥童导君为乱，胥童有罪也……故《传》正其二者之罪，解其并为国讨之意。 见成17卷28，219-220

综合左氏之《传》、杜预之注和孔颖达的疏，三者的重点在于：胥童虽是被仇人所杀，而晋厉公是因受胥童的误导，才下令将郤氏灭族的。按说胥童因私仇而被杀，不应算作国讨，为何仍以国讨的笔法来写这件事呢？原因是，“胥童导君为乱”企图独霸朝纲，因而孔子认为他死有余辜。而三郤家族因久积民愤，即所谓“民不与郤氏”，故他们的被杀都不能算冤案。

综合以上三例，《春秋》以国讨灭族罪名，将先縠、赵同、郤至载入史册，他们的姓氏岂能有假！？

他们在犯事之前，虽曾被尊为原縠、原同和温季，但前边那个原和温，只是用来代表他们的官衔和乌纱的。

故曰：以孔子的《春秋经》为证，原、温之县大夫，和原、温两姓源头，毫无瓜葛。

5、以先氏与赵氏家史为证

先縠、赵同、郤至三家被灭族时，赵同和郤至均无后人幸存，故绝不存在赵同、郤至之“后人因以为氏”的问题。

惟独先縠的幼子先侗，因被门客带领，远走他乡幸存下来。又因前表徐俊元《贵姓何来》一书，有所谓“原伯后裔先轸”之说，似乎先轸原本就是原氏始祖原公丰的后裔，故对先氏一族的来龙去脉，仍有澄清之必要。

据四川泸州《先氏联宗族谱》记载：先氏最早源于刘氏。后来因周成王封刘累之后裔于杜，称为杜伯，其后改称杜氏。后因第七代杜伯获罪，杜伯桓之子隰叔，逃命晋国，在晋国为官受封先地，子孙始以先为氏。[11]同时亦见于华西都市报先姓在《左传》中最早出现的有先丹木、先友见闵2卷11，86。

至此，我们根据《先氏联宗族谱》梳理一下先轸家族的来龙去脉：刘氏——杜氏——隰叔——先丹木、先友。接下来是先丹木生先轸，先轸生先且居，先且居生先克，先克之子即先縠。先氏蒙难灭族时，先縠门客带其幼子先侗，远逃四川泸州。今据2014年统计，约占先姓总人口的56%均在四川并多集中于泸州。

先氏的来龙去脉如此清楚。除了先轸、先縠，因分别担任过几年原县大夫被偶尔敬称为原轸、原縠外，能够在《左传》中查到的：先友、先丹木见上注、先蔑、先都同见文7卷19上，143、先茅见僖33卷17，132、先辛见宣元年卷21，163、先仆见文3卷18，138，包括先轸的第二代先且居见卷17，132，第三代先克见卷19上，143，全未与原姓沾边。那么，“其后亦为原氏”，又从何说起呢？

特别是赵同和郤至，皆因灭族而绝后，但至今许多传媒却仍根据其生前曾任职于原或温，继续以讹传讹，妄称赵之后人以原为氏，郤之后人以温为氏。

厘清春秋晋县之性质，从历史角度讲关系着中国郡县制度起源问题；从语法角度讲关系着对《左传》中紧缩敬称的认知问题；从姓氏渊源角度说，更关系着千家万姓的寻根问祖问题。

本文主旨在于澄清原氏之源，只有周初大封诸侯时，文王十六子被阼土命氏于原这一条根，在文白对照《说文解字》中原字本为厵，“义为三泉，众水并出”之源[9]1063。除了始祖原公丰之外，别无歧源。原、温两县之县大夫，和原、温两姓渊源毫无瓜葛。《左传》中人物称谓复杂，此外各大诸侯国之郡县还有无被误解，其他姓氏之渊源还有无被同样臆测？希望引起史学界与姓氏学者的重视。笔者年迈才疏，所论或有疏失，诚愿求正于大方之家。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原思训教授的热情鼓励与具体帮助，初稿又承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泽文教授见教，特于此一并致谢。

参考文献

[1] 田同旭 王扎根.沁水史话辩证[M].太原市.山西人民出版社.2016.p97

[2] 唐.林宝元和姓纂[M].中华书局出版2008版卷四p449、469

[3] 宋.王应麟.姓氏急就篇[M]卷上，香港迪志文化出版有限公司2001p15-p18 

[4] 宋.郑樵.通志·二十略[M]中华书局1995《氏族略》第三p85 

[5] 清.张澍.姓氏寻源[M]岳麓书社1992 p130

[6] 慕容翊. 古今姓氏辞典[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p252、209

[7] 徐俊元等合著. 贵姓何来[M]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 p305、258

[8] 陈明远、汪宗虎著.中国姓氏辞典[M] 北京出版社1994电子版p531

[9] 周振鹤.县制起源三阶段说[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3)p 23－38

[10] 杜勇.关于春秋时代晋县的性质问题[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2009(1)p41-45.

[11] 李恩江、贾玉民合编文白对照说文解字[M]中原农民出版社P1063　

[12]华西都市报. 黄勇《先氏联宗族谱》[n].2016.1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