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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家林:江苏吉氏祖根源流考

时间:2020/3/23 10:23:50 发布:新闻编辑部

摘要:近十几年来,我们收集到20多部江苏各地的吉氏老族谱。在精心研读和科学分类的基础上,我们以老谱中的“族人迁徙”为主线,以重大历史事件和相关历史文献为辅证,通过甄别、辨伪、对比、互证等方法来寻根问祖和追根溯源,基本上弄清了江苏吉氏祖根和各地吉氏家族源流,从而为编纂《江苏吉氏统谱》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江苏;吉氏;祖根;源流;考证

一、江苏各地吉氏老族谱的收集与分类

江苏文化发达,在纂修姓氏族谱方面也不例外,全国最早的一部《吉氏宗谱》,就是江苏常州吉氏一世祖吉与忠公在南宋绍兴四年至二十一年(1134—1151)期间编纂出来的。除此之外,在明清两代到民国时期,江苏各地大多吉氏家族也是修谱不断代,从而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近十几年来,我们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已经收集到20多部江苏各地的吉氏老族谱。

就姓氏族谱而言,有的比较真实,有的真伪杂糅;有的研究价值较高,有的研究价值较低。故而在研究族谱时要进行甄别、辨伪、对比、互证,并按照一定的标准进行分类。所谓“研究价值较高”,指谱书中明确记述了该地姓氏族人何时从何处迁来此地,始迁祖是何人,且其家族的世系连续不间断,子孙后代繁衍已超过或达到20代。所谓“研究价值较低”,指谱书中既未说明该地姓氏族人何时从何处迁来此地,也不知始迁祖是何人,且其家族的世系不连续有间断,子孙后代繁衍未超过或达到10代。

按照上述标准,我们从20多部江苏吉氏老族谱中挑选了常州暨江阴无锡《吉氏宗谱》(民国五修本10卷)、丹阳暨丹徒《云阳吉氏家乘》(清道光七修本12卷)、海安《吉氏族谱》(清道光三修本10卷)、泰州《吉氏族谱》(民国九修本12卷)、江都《吉氏族谱》(民国十三修本5卷)、宝应《吉氏家乘》(清康熙首修本2卷)、盐城《吉氏家谱》(清乾隆续修本2卷)、滨海(原阜宁)《吉氏宗谱》(民国三修本8卷)、金湖(原宝应)《吉氏家乘》(民国续修本4卷),作为研究江苏吉氏祖根与源流的样本,其余的仅作参考。

在上述九部样本中,又只有常州暨江阴无锡《吉氏宗谱》对江苏吉氏的来龙去脉阐述得比较清楚,既详载了该地南宋初始迁祖吉衍公及其子孙后代的名讳与简历,还自始迁祖之父吉与忠公起,向上寻根溯祖到西周末,并列出了自中华吉氏始祖兮甲吉甫公起至吉与忠公止的1世~78世祖先之名讳与部分名人简历。相比之下,其余八部样本则稍为逊色,因为这些谱书只知该地吉氏始迁祖及其子孙后代之名讳与经历,而不知该始迁祖的父亲及历代祖先之名讳与经历。所以我们精选了常州暨江阴无锡《吉氏宗谱》,作为研究江苏吉氏祖根与源流的范本。

二、江苏吉氏的寻根问祖和各地吉氏家族的来龙去脉

1、北宋末“因靖康之变而南渡”的是常州吉氏一世祖与忠公,而不是丹阳吉氏一世祖福一公和他的两个从弟。

(1)丹阳暨丹徒《云阳吉氏家乘·五修谱序》:“吉氏著姓最古,代有其人。其迁丹阳者,按谱在赵宋南渡时,有福一公由汾晋至江左,占籍丹阳,是为丹阳吉氏始祖。公又有从弟两人,一居镇江,一居苏州。”[1](卷1 p9-10)

(2)丹阳暨丹徒《云阳吉氏家乘·丹阳支宗谱年表》:“[第一世] 福一公,原籍山西汾州。因靖康之变,兄弟三人南渡而来,一居苏州,一居镇江,惟公占籍丹阳,遂为丹阳始祖。娶赵氏,生二子:胜一、胜三。……[第四世] 贵中,行茂三,任本县医学训科,生于元至正己丑九月初三日,殁于永乐乙未五月初五日。”[2](卷6 p1-2)

(3)常州暨江阴无锡《吉氏宗谱·大宗世表》:“[第一世] 与忠,正公子,本兖州籍,登崇宁二年进士,擢知谏院。金犯阙,扈跸南渡,建炎时值馆在,家于杭。配谢氏,子三:衍、衢、衡。”[3](卷5 p1)

按(1、2)之说,丹阳吉氏一世祖福一公和他的两个从弟(指“一居苏州”的福启公和“一居镇江”的福乾公)是“因靖康之变而南渡”的。按(3)说,常州吉氏一世祖与忠公是“因金犯阙而扈跸南渡”的。所谓“因靖康之变而南渡”和“因金犯阙而扈跸南渡”,均指同一历史事件,即北宋灭亡后康王赵构等设法逃到江南之事,史称“靖康之耻”。如果(1、2、3)说同时成立,与忠公和福一、福启、福乾这三位“福公”就成了同时代之人了。其实不然,他们并非同时代人,现甄别如下:

“靖康之变”发生在北宋靖康二年,即1127年。倘若丹阳吉氏一世祖福一公和他的两个从弟是“因靖康之变而南渡”的,斯时他们当已成年。若以福一公其时为20岁来估算,他当出生于1107年左右;再按平均30年为一代来估算,丹阳吉氏四世祖贵中公当出生于1197年左右。然而在(2)说中贵中公乃生于元至正己丑年,即1349年,这与估算的1197年相差了152年。这152年的落差可不是个小数目,相当于脱漏掉了4~5代人。由此可见,“因靖康之变而南渡”的不可能是福一公和他的两个从弟,而只能是他们的先祖。

至于常州吉氏一世祖与忠公,他是北宋崇宁二年(1103)登科的进士,按说他当时至少有20岁,故估算与忠公出生于1083年左右,到1127年靖康南渡时他44岁,这是说得通的。况且与忠公其人其事,在南宋初的史书《通志·氏族略》中也有明确记载,这是假不了的。所以说,只有与忠公才是唯一“因靖康之变而南渡”的吉氏族人,他和福一、福启、福乾这三位“福公”不是同时代之人,而是这三位“福公”的先祖。

若就历史时代和出生年代而言,与忠公的确是福一、福启、福乾三位“福公”的先祖;但就各自的籍贯而言,福一公“原籍山西汾州”、与忠公“本兖州籍”,这就难免让人产生疑惑了。解此疑并不难,因为(2)说中对福一公讲的是“原籍”,而(3)说中对与忠公讲的是“本籍”。所谓“原籍”乃指祖辈居住的地方,所谓“本籍”乃指父辈曾经居住和本人出生的地方,与忠公的“本籍”是兖州,但他的“原籍”却和福一公一样,都是山西汾州。考据如下:

按史书《通志·氏族略》和常州暨江阴无锡《吉氏宗谱·大宗世系图》[4](卷5 p9)记载:虽然与忠公是山东兖州人,但与忠公的天祖吉甫公是山西绛州人,而与忠公的高祖惟良公、曾祖吉和公、祖父康国公都是山西汾州人。与忠公的祖父康国公,在北宋绍圣年间因登科进士授官,而从汾州至河南卫辉;与忠公的父亲吉正公,也因授官而从卫辉至山东兖州。所以与忠公的出生地是兖州,他小时候也居住在兖州,但到北宋崇宁二年登科进士后就不再居兖州了,到北宋“靖康之变”后则因扈跸南渡而迁家至浙江杭州去了。

2、丹阳吉氏一世祖福一公、苏州吉氏一世祖福启公和镇江丹徒吉氏一世祖福乾公,其真实身份乃是常州吉氏五世祖枋公(福七)、梁公(福九)和棐公(寿福)。

(1)丹阳暨丹徒《云阳吉氏家乘·丹阳支宗谱年表》:“[第一世] 福一公,占籍丹阳,娶赵氏,合葬陈家桥,生二子:胜一、胜三。”[2](卷6 p1)

(2)常州暨江阴无锡《吉氏宗谱·大宗世表》:“[第二世] 衍,与忠长子,绍兴中自杭州迁于常州,配周氏,子二:钟、鉴。[第三世] 钟,衍公长子,配梁氏,子二:海、湖;鉴,衍公次子,配贺氏,子二:淮、洙。[第四世] 海,钟公长子,配万氏,子二:梧、桐;湖,钟公次子,配杭氏,子二:桂、林;淮,鉴公长子,配林氏,子三:松、枋、栻;洙,鉴公次子,配卫氏,子三:梁、栋、棐。[第五世] 梧,字凤来,配徐氏,子一:炤;桐,字凤鸣,配周氏,子一:煜;桂,字福四,配倪氏;林,字福五,配陈氏,子一:烜;松,字福元,配胡氏,子一:烺;枋,字福七,配赵氏,无考;栻,字福八,配马氏,子二:焕、灿;梁,字福九,配杨氏,徙居江北;栋,字满福,配李氏,徙居义兴(宜兴);棐,字寿福,无考。”[3](卷5 p1-4)

综合(1、2)之说,可以看出,丹阳吉氏一世祖福一公、苏州吉氏一世祖福启公、镇江丹徒吉氏一世祖福乾公,其真实身份当是常州吉氏五世祖八位“福公”中的三位。

就常州八位“福公”而言:林公(福五)有子烜公,松公(福元)有子烺公,栻公(福八)有子焕公和灿公;桂公(福四)虽然无子,但他不是“无考”、也不是“迁徙”,说明仍居常州。所以说这四位“福公”都不是“福一公、福启公和福乾公”。这样一来,“福一公、福启公和福乾公”只能在“迁徙”或“无考”的枋公(福七)、梁公(福九)、栋公(满福)、棐公(寿福)这四位“福公”中选择对应者了。

经对比分析,与福一公相对应的是枋公(福七),与福启公相对应的是梁公(福九),与福乾公相对应的是棐公(寿福)。现互证如下:

之所以说枋公(福七)是迁丹阳的福一公,是因为在(2)说中枋公(福七)是“配赵氏”且“无考”,而在(1)说中福一公正是“娶赵氏”且“占籍丹阳”。之所以说梁公(福九)是福启公,是因为福启公是福一公的从弟(从弟指同祖父不同父亲的弟弟),而梁公(福九)正是枋公(福七)的“从弟”。

也许有人要问:(2)说中梁公(福九)是“徙居江北”的,而(1)说中福启公却是“居苏州”的,此二者能是同一个人吗?我们的解答是:福启公家族是在南宋末迁居苏州的,到元末明初时又“徙居江北”了;而编辑《吉氏宗谱·大宗世表》的最早年代是明万历五年,此时说梁公(福九)“徙居江北”,恰恰与原居苏州的福启公家族相对应。

又有人要问:栋公(满福)和棐公(寿福)也都是枋公(福七)的从弟,为何只认棐公(寿福)是而不认栋公(满福)是福乾公呢?这是因为:《吉氏宗谱·大宗世表》中说栋公(满福)“配李氏”且“徙居义兴(宜兴)”[3](卷5 p3),而《云阳吉氏家乘·镇江丹徒支宗谱年表》中说福乾公“娶张氏”且“徙居镇江丹徒”[5](卷12 p1)。因此,能与福乾公相对应的只能是棐公(寿福)。

3、苏州福启公有妻、有子、有孙,其妻为杨氏,其子为胜二,其孙为荣三和荣六。

(1)丹阳暨丹徒《云阳吉氏家乘·五修谱序》:“福一公又有从弟两人,一居镇江,一居苏州。苏州后人不可考,镇江后人于乾隆丁丑修谱时以世系请附著于录。”[1](卷1 p10)

(2)丹阳暨丹徒《云阳吉氏家乘·丹阳支宗谱年表》:“[第一世] 福一公,娶赵氏,生二子:胜一、胜三。[第二世] 胜一,黄堰庄支祖,娶张氏,生一子:荣二;胜三,太平桥支主,娶任氏,生三子:荣一、荣四、荣五。胜三公以上疑有胜二公,前谱未载,不敢妄为附会。[第三世] 荣一,娶唐氏,生贵和、贵中;荣二,娶盛氏,生华一;荣四,娶葛氏,生贵华;荣五,娶虞氏,生贵高。”[2](卷6 p1)

按(1)说,苏州福启公是有后人的,只是其后人“不可考”而已。为何“不可考”呢?因为《五修谱序》是清乾隆五十四年时丹阳翰林吉梦熊所撰,其时福启公的后人早已“徙居江北”了。也就是说,自元末明初福启公后人徙居江北后,丹阳福一公家族与苏州福启公家族就失联了,而在此之前这两个家族是联宗的。

按(2)说,在清道光二十七年丹阳吉氏七修宗谱时,族人曾疑[第二世]“胜三公”之上有“胜二公”,只是因为“前谱未载”而“不敢妄为附会”。

按(1、2)之说,可以肯定是有“胜二公”其人的,只是胜二公并非丹阳福一公的儿子,而是苏州福启公的儿子。福启公在常州时已配杨氏,迁苏州后生一子“胜三”,这就是“苏州后人”。也许有人会问:福一公有福启公和福乾公二个从弟,怎能肯定“胜二”就是福启公的儿子,而不是福乾公的儿子呢?我们的解答是:自从迁离常州后,福乾公家族就与福一公家族失联了,这两个家族直到清乾隆时才联宗合谱的,况且福乾公娶张氏、生一子是“胜元”而不是“胜二”,所以说“胜二”只能是福启公与杨氏所生之子。

由于丹阳福一公和苏州福启公家族在福启公后人徙居江北前是联宗的,故这两家族的前四世是统一字辈与排行的,其1世~4世的字辈为“福、胜、荣、贵”。在丹阳福一公家族中,第二世缺“胜二”,第三世缺“荣三、荣六”,这第二世的“胜二”和第三世的“荣三、荣六”必然是苏州福启公的后人。因此,苏州福启公有妻、有子、有孙,其妻为杨氏,其子为胜二,其孙为荣三和荣六。

4、明初从苏州阊门迁徙宝应黄塍的吉德贵(福四公),其祖父和父亲并非明初监察御史“吉昌”和所谓姑苏太守“吉询”,而是福启公之子“胜二”和胜二公之子“荣三”。

(1)金湖丁宁《吉氏家乘·忠孝图志》:“爰述一世祖讳昌,公生于元季……,洪武初年,公乡会文坛联捷获隽……,历数年官拜监察御史。爰述二世祖讳询,公系昌公之子,生于洪武初年。”[6](卷1 p1-4)

(2)金湖丁宁《吉氏家乘·世系年表》:“[第一世] 昌公,监察御史,配潘氏儒人,生子询公。[第二世] 询公,系昌公之子,姑苏太守,配方氏儒人,生一子福公。[第三世] 福公,字德贵,系询公之子,配徐氏儒人,生五子:缘一公、缘二公、缘三公、缘四公、缘五公。”[7](卷1 p1-2)

(3)宝应黄塍《吉氏家乘·族谱渊源》:“迨至大历间十才子内吉中孚、明洪武监察御史吉昌,均以孝行见称于世,其间……。及我始祖福四公,于洪武初始自姑苏阊门迁徙宝邑而登籍焉。”[8](卷1 p38-39)

(4)宝应黄塍《吉氏家乘·世系年表》:“[一世祖] 福四公,讳德贵,配徐氏。公苏州府,住阊门街,因兵乱播迁,于明洪武初始来宝应东乡黄城(塍)沟焉。子五:缘一(无嗣)、缘二(无嗣)、缘三、缘四、缘五。”[9](卷1 p73)

(5)[明]宋濂《宋文宪公全集》卷三十四《忠肃星吉公神道碑铭》:“河西人(唐兀)星吉,元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殉职。明太祖悯其死节之忠,擢其子达尔麻识里官内廷,赐名吉昌,迁监察御史,后超迁山东按察司副使。”[10](卷34 p1)

(6)明万历《儋州志·流寓》:“吉昌,北庭人,元忠臣星吉大夫子,孝行著闻,见重于时。初令曲江,寻入尚宝,拜监察御史,继迁山东按察副使;永乐中以谤累谪儋。”[11](卷5 p12)

(7)金湖丁宁《吉氏家乘·总叙》:“余族于明皇定鼎之初,自福公由苏州播迁于此,是列宝邑而登籍焉……由是不数载而生缘公焉。缘生善,是为善公;善生庆,是为庆公。庆生澄公,澄生春公。春生鸢公、鹏公,二公徙居黎城河北,世宅丁宁庄,我昭穆之所自始者,悉由此基焉。”[12](卷1 p1-2)

对比(1、2)和(3、4)两说,其差异有三:一是(3、4)说中的宝应吉氏一世祖“福四公,讳德贵”,成了(1、2)说中的金湖丁宁吉氏三世祖“福公,字德贵”;二是(3、4)说中的历代吉氏名人“吉昌”,成了(1、2)说中的金湖丁宁吉氏一世祖;三是(3、4)说中从未出现过的“吉询”,成了(1、2)说中的金湖丁宁吉氏二世祖。

按(5)说,明洪武时的监察御史吉昌原名达尔麻识里,他是唐兀族(即党项羌族)人。按(6)说,吉昌在明永乐中已被贬谪到海南儋州去了。按(7)说,金湖丁宁吉氏一世祖(开基祖)应为从宝应徙居黎城河北丁宁庄的“吉鸢和吉鹏”。

对上述各说进行甄别与辨伪后,我们发现(1、2)之说系“伪说”。其据如下:

吉德贵(福四公)是汉族人,吉昌(达尔麻识里)是党项羌族人,二人乃同时代之人,其年龄也相差无几。所以说吉昌绝不可能是吉德贵的祖父。

按(1)说“吉询生于洪武初年”,而吉德贵在洪武初年时已携子举家从苏州阊门迁徙苏北宝应了,这吉询怎么可能是吉德贵的父亲呢?至于吉询其人的真实身份,我们查遍了所有的史书、苏州方志和吉氏老族谱,也没有找到一个名叫吉询的姑苏太守,所以“姑苏太守吉询”之说是莫须有的“伪说”。

苏州福启公的后人在元末明初时已徙居江北了,吉德贵就是其中的一个。追根溯祖,明初从苏州阊门迁徙宝应黄塍的吉德贵(福四公),其祖父和父亲并非明初监察御史“吉昌”和所谓姑苏太守“吉询”,而是苏州福启公之子“胜二”和胜二公之子“荣三”。

按(4)说“福四公,讳德贵”,故“德贵”是其名、“福四”是其号,“福四公德贵”是“名号结合”之称谓。此称谓乃有多重含意:其一,说明他是苏州始迁祖福启公的第四代传人(即一世福启、二世胜二、三世荣三、四世福四);其二,说明他和丹阳吉氏第四世(即贵和、贵中、贵华、贵高)一样也是“贵”字辈,只不过丹阳吉氏第四世为“贵□”而苏州吉氏第四世为“□贵”;其三,说明他的父亲荣三公有四子(即开贵、□贵、□贵、德贵),而他在四子中排行老四。

5、苏州荣三公的四子均在元末或明初时徙居江北,他们当是:卜宅山阳东海滩(现滨海)的开贵公(即开伯公),卜宅圌阴(镇江圌山西津渡古镇)的宗贵公(江都浦头吉熙之父),徙居盐城龙冈的明贵公(盐城新兴场吉仲祥之高祖),登籍宝应黄塍沟的德贵公(即福四公)。

我们推测,荣三公四子之名当取“开贵、宗贵、明贵、德贵”为宜。这是因为《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故以“开、宗、明、德”再加上字辈“贵”来拟其名,应当是讲得通的。

(1)今有宝应吉咸东等宗亲回忆:听祖辈们说,明初因“洪武赶散”,苏州阊门有吉氏老弟兄三人,为躲避官府追捕而逃出苏州。过江时有一人走不动了,举家就地留下。我祖德贵公和另一兄弟过江后沿大运河一路北上,行至宝应黄塍沟,因年迈实在走不动了,全家就在此落户,因其东边为芦苇荡,便于躲避。另一兄弟则继续北上,去向不明。

(2)滨海《吉氏宗谱·续修序》:“明洪武二年,徙苏州富民十四万实东海滨,吾始祖开伯公亦在徙数。其时地山阳,东渐海、西临河……遂卜宅居焉。诛茅盖屋,插草为标,为淮人,此吾族宅淮之权舆也。”[13](卷1 p1-2)

(3)江都《吉氏族谱·吉氏源流序》:“今吉家庄一支,系姑苏分派也。由元季不道,邗左之民摧残殆尽。至明太祖扫清区夏,定鼎金陵,迁苏民以实维扬,而吉氏熙公遂肇基焉。公初卜宅于圌阴之下,后因寇贼频临,复迁于邗江之东……但前谱俱在姑苏,山川间隔,归祭维难,兹因溯来迁之始,奉熙公为一世祖。”[14](卷首 p1-2)

(4)盐城龙冈《吉氏宗谱·前门谱序》:“洪武氏克复苏州时,始迁祖迁居江北,来至盐邑,卜居大吉庄,由是枝繁叶茂,遂分居于新兴场。”[15](p1)其《后门谱序》:“大明洪武建极,我始祖从姑苏阊门迁移盐渎土,居佘马之陵山。历系数十世,或居新兴场,或居城居乡,未及构考。”[15](p2)另外,大吉庄有老人说:开基祖是元末逃兵荒至苏北盐城的,落脚在龙冈佘马营,传四代后由于人丁众多,随分居各地。过去大吉庄人去新兴场祭祖,新兴场人是不收份子钱的,说是老家来的人。

(5)盐城新兴场《吉氏家谱·原序》:“吾族世居姑苏,元末因避兵,迁流莫定。明天顺成化中,始祖仲祥公同弟世远、宗汉携子大用、国用、时用、可用等,筑室于盐城县新兴场以居。”[16](卷1 p4-5)

按(1)说,在明初,有德贵公兄弟三人为躲避官府追捕而逃出苏州,其中一人留在江边,而德贵公过江后落户宝应黄塍沟,还有一人继续北徙了。经互证,这兄弟三人当是从镇江圌山西津古渡过江的,留在江边的当为老二宗贵公,落户宝应的即老四德贵公,继续北徙的当为老大开贵公。

按(2)说,开伯公(即开贵公)是明洪武二年卜宅山阳东海滩(此地后划归阜宁,现属滨海)的。“开伯公”之称谓当有两层含意:其一,开有开基、开端之意;其二,伯在“伯仲叔季”的兄弟排行中为老大。至于开伯公为何在洪武二年时才到达山阳东海滩,这是因为他的迁徙路程比宗贵公和德贵公都远,所以晚到了。

按(3)说,江都吉氏家族是在明太祖定鼎金陵时开始迁徙的,起初“卜宅于圌阴之下”,后因“寇贼频临”才“复迁于邗江之东”的。所谓“圌阴之下”,乃指镇江市郊的圌山山阴之下,这里雄峙江浒,扼锁大江,正是镇江西津古渡所在地。这就是说,当开贵、宗贵、德贵三兄弟迁徙到圌山下西津古渡时,老二宗贵公并没有过江,而是携其子吉熙卜宅居于此地了。至于吉熙公后来是何时复迁于邗江之东的,就不得而知了。所以就世系而言,吉熙公要比宗贵公晚一世。

按(4)说,盐城龙冈吉氏是元末时从苏州阊门迁来的,其开基祖当为老三明贵公。由此亦可见,明贵公是德贵公兄弟中最早“徙居江北”的。正因为明贵公先行了一步,所以开贵、宗贵和德贵三兄弟于明初迁徙江北时,其初衷也是想到盐城投奔他的。只是谁也不曾料到的结果是:开贵公(即开伯公)卜宅于山阳东海滩;宗贵公卜宅居于圌阴之下,而其子吉熙则复迁于邗江之东(江都浦头);德贵公登籍于宝应黄塍沟。

按(5)说,盐城新兴场吉氏是明天顺成化年间从龙冈大吉庄移居新兴场的,其开基祖为仲祥公和他的两个弟弟世远公、宗汉公。再按大吉庄老人“传四代后分居”之说,明贵公当系仲祥公的高祖。

6、苏州荣六公的三子均在元末或明初时徙居江北,他们当是:徙居海安的业良公和业广公,徙居泰兴(继迁泰州)的燕居公。

(1)海安《吉氏宗谱·业良公列传》:“公讳瞿,字蒸懿。昆弟三,公其长也,次业广、次燕居,世居金阊,以耕读为业。明永乐初,遵国制迁徙户籍……燕居从舅氏先迁口岸(泰州),公遂奉母苏孺人、偕弟业广迁泰州东河海口,占籍而家焉。……复偕弟迁至三塘(海安),滨大河。”[17](卷首 p1-2)

(2)泰州《吉氏族谱·统宗世谱序》:“燕居公原籍姑苏,因元不道,遇张士诚兵进苏城,即弃苏而迁泰兴二班,地方名曰雁立沙。未经数十年而江势迫促,复迁口岸镇西北杨木沟,分为南、北、中三支。”[18](卷1 p1-2)

综合(1、2)说可知:海安吉氏开基祖业良公、业广公与泰州吉氏开基祖燕居公是三兄弟,其中老大业良公和老二业广公是明初时奉母苏孺人迁居江北的,而老三燕居公则是元末时先期随舅氏迁居江北的。并由此而知:苏州荣六公之妻为苏氏,生三子:业良、业广、燕居。

7、江阴、丹阳、宝应、海安与泰州等地的吉氏族人,都是常州吉氏一世祖与忠公的云礽苗裔。

泰州《吉氏族谱·吉氏宗支考》:“元末之时,吉氏宗支聚苏州阊门者不下数千计,乃燕居公以伪吴乱,自元季即卜居泰兴之雁立沙……。他若丹阳、宝应、江阴、海安吉家墩诸同姓,固皆吉氏云礽苗裔。”[19](卷1 p21-22)由此可见,江阴(含江阴华塘、无锡塘南、常州武进梧冈里等分支)、丹阳(含镇江丹徒及东台、兴化等分支)、宝应(含滨海、江都、盐城、金湖、响水等分支)、海安、泰州等地的吉氏族人,当是常州吉氏一世祖与忠公的云礽苗裔,而这些地方的吉氏家族本同源于一脉,实为江苏吉氏一宗。 

三、江苏吉氏族人迁徙大观

江苏历史悠久,吉氏族人的足迹早就踏上这块土地了,最早迁徙到江苏的吉氏可追溯到南宋绍兴时的吉衍公家族,该家族是由浙北杭州迁徙至苏南常州的。

再向前追溯,江苏吉氏的祖根在山西,是在北宋时迁徙到山西绛州的,始迁祖是熙宁进士吉甫公。在北宋末至南宋初,吉氏族人开始由“汾晋”迁徙至“江左”(“汾晋”指整个山西汾水流域,含绛州、汾州、太原等地;“江左”即江东,指长江在安徽境内向东北方向斜流的一段,含浙北、苏南、皖南、赣东北等地),其迁徙路线为:山西绛州→山西汾州→河南卫辉→山东兖州→浙北杭州→苏南常州,其中山西汾州、河南卫辉、山东兖州、浙北杭州的始迁祖是:吉惟良、吉康国(北宋绍圣进士)、吉正、吉与忠(北宋崇宁进士、南宋建炎国史馆编修)。

到了南宋末,有吉氏族人从常州迁徙至丹阳、苏州、丹徒等地,始迁祖是吉枋(福一公)、吉梁(福启公)、吉棐(福乾公)。到元末明初时,又有吉氏族人从苏州阊门迁徙至苏北滨海、盐城、江都、宝应、海安、泰州等地,始迁祖是:吉开伯、吉宗贵、吉熙、吉德贵、吉业良暨吉业广、吉燕居。

其后,江苏吉氏族人的迁徙仍未停止。诸如:明永乐年间,从常州迁徙至武进梧冈里,始迁祖是吉鸿;明天顺成化年间,从盐城龙冈迁居新兴场,始迁祖是吉仲祥暨吉世远、吉宗汉;明嘉靖年间,从常州迁徙至江阴桃花港,随后又复迁无锡塘南、江阴华塘,始迁祖是吉熠、吉燿;明嘉靖年间,从宝应黄塍沟迁徙至金湖丁宁庄,始迁祖是吉鸢暨吉鹏;明万历年间,从丹阳迁徙至南京江宁,始迁祖是吉士鳌;明末清初,从苏州迁徙至兴化戴南,始迁祖是吉日龙暨吉日昌;明末清初,从涟水迁徙至泗阳,始迁祖是吉复初;清咸丰年间,从丹徒迁徙至东台、兴化,始迁祖是吉森暨吉棣、吉兆鳌;等等。

到如今,江苏省各市县区基本上都有大小不等的吉氏家族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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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吉家林,男,1949年9月生,字亭树,江苏东台人,东南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系毕业,从事教育、科研、管理工作40多年,已退休。系中国钱币学会会员,中国屈原学会会员,中华吉氏文化研究会会长,江苏省地震学会理事,江苏省收藏家协会会员,东台市收藏协会会长等,为中央宣传部和中国地震局联合表彰的全国防震减灾宣传工作先进个人,中国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杭州2007)代表,中华大族谱国际会议(南京2010)代表。

致力于地震学、楚辞学、考古学、谱牒学研究,成果丰硕。撰著了《屈原天问解疑》《富安历史文化览胜》《亭树文集》等专著,主编及编辑了《盐城地区地震史料汇编》《东台谜苑》《江苏省东台中学百年校庆纪念文集》《中华吉氏源流研究集》《丹桂堂吉氏家乘》《中华吉氏历史文化探原》《圆梦的岁月》《晚霞别样红》《中华吉氏文化与族谱精华》等专著,还整理出版了《江苏省东台市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鲁学斋日记[外二种]》(中国珍稀日记手札文献资料丛刊)《吉城日记》(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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