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早期谱系、谱牒与墓志关系辨证

内容提要： 中古谱牒已经亡佚，仅有数件敦煌氏族谱残卷得以存世，传世文献同样也保存着中古谱牒的残篇断章。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古谱牒，应该包括近世祖先的婚娶职状，主要分布于墓志的首叙、志尾或志阴等特殊位置，还包括姓氏起源、房支分化等内容，主要分布于墓志的铭序和志铭等正文部分，近世祖先的官职也经常出现在墓志正文。中古墓志在抄录并改写谱牒之时，呈现出 “功能分区”的特点。近世祖先的婚宦出现在首叙，还是志尾等特殊位置，与不同地域、不同等级的家族呈现一定程度的对应关系。中古谱牒内容具有 “公”和 “私”的属性分野。墓志所载姓氏起源、房支分化等内容，史源驳杂，包括汉代碑刻、前朝姓氏书，抑或先秦两汉的典籍等内容。当然，也有大量墓志没有首叙和志尾，但相当一部分墓志正文都记载家族谱系。中古墓志记载谱系的形式与内容，与前朝相比，既有因袭，又有变化。

关键词： 中古早期 谱牒 墓志 婚娶职状 姓氏起源

士族是中古时期最为显赫最为重要的社会阶层。“符伍虽比屋邻居，至于士庶之际，实自天隔”，“区别士庶，于义为美”，士庶是地位悬隔的两个社会阶层，如何区别呢? 中古谱牒的作用举足轻重，唐人柳芳论及谱牒对于六朝士族的意义，“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因此，“谱牒之作，盛于中古”。尽管如此，中古时期的谱牒著作几乎亡佚殆尽，唯有数件敦煌氏族谱残卷得以存世，海内外学者在20 世纪曾经对此展开比较集中的考察。

学者围绕中古士人谱牒和谱系的研究，大致可归纳为两种： 一是重在阐释，主要受到西方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影响。他们考察的重点不是辨析士族谱系的真伪，而是探讨士族谱系何以如此，尤其阐释那些 “虚假”“攀附”的士族谱系或郡望是如何形成的，这种 “攀附”和 “伪冒”具有什么样的政治社会意义。另一种是实证研究，主要受中国金石学传统研究的影响。他们着重考察士族谱系的真伪虚实，去伪存真，勾连世系。其中，学者还试图在中古各种文献中寻找谱牒的 “踪迹”。陈直洞若观火地指出，南北朝家谱载于刻石之上。陈爽结合大量墓志资料予以证实，他指出六朝单体家族的谱牒，竟然以特殊的形式保存于中古墓志的特殊位置，进而复原 《陈国阳夏谢氏谱》，并根据墓志辑存二百余份家族谱牒。所谓 “特殊位置”，就是指墓志的首叙、志尾和志阴等位置； 所谓 “特殊形式”，就是指平阙之制和提行缩进等行文格式。通检陈爽辑存的中古谱牒，都是追溯汉魏以降的祖先，绝大多数追溯墓主高祖以内祖先的婚宦职状。

毕竟，任何时期任何家族在历史上的祖先都客观存在，犹如连绵不绝的江河，蝉联延续，不曾中断。那么，中古谱牒所载内容仅仅是高祖以内祖先的婚姻和官职吗?由此出发，中古谱牒涵括的内容构成本文讨论的起点，笔者试图立足前辈学者的研究基础，结合传世文献和新出资料，深入考证中古谱牒所应包括的基本要素，进而讨论这些要素在中古墓志等石刻资料中出现的位置、渊源及意义。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讨论的 “中古早期”，具体指两汉魏晋南北朝，所举墓志资料同样以隋代以前的石刻文献为主。 

一 中古谱牒内容考实

中古谱牒有各种分类，多賀秋五郎将唐代及以前的谱牒称作 “古谱”，具体分成“总谱型”和 “单谱型”。总谱又称 “群谱”，是指多个家族的综合性谱牒，有官修谱牒，也有私人编修； 而单谱就是单个家族的谱牒，通常是私人编修，命名为 “某氏谱”。它们都没有完整的版本保存下来。即便如此，撰述谱牒的 “主体”———谱学家———的资料却相对丰富。根据文献对谱学家的记载，可以推想中古谱牒应该记载的基本内容。正如赵翼所云，西汉刘邦起于布衣，不重氏族，然汉邓氏已有 《官谱》，应劭有 《氏族》一篇，王符 《潜夫论》亦有 《氏姓》一篇。迄于魏晋，以门第取士，谱学遂兴。汉末丧乱，谱传多亡失，虽其子孙，不能言其先祖，西晋挚虞有鉴于此，撰 《族姓昭穆》十卷，“以为足以备物致用，广多闻之益。以定品违法，为司徒所劾，诏原之”。又如梁代谱学家傅昭，“博极古今，尤善人物，魏晋以来，官宦簿伐，姻通内外，举而论之，无所遗失”。梁武帝时王僧孺被敕编纂 《百家谱》，曾向刘杳咨询 “血脉所因”，刘杳回答： “桓谭 《新论》云： ‘太史 《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以此而推，当起周代。”史家称赞陈朝谱学家姚察云，“至于姓氏所起，枝叶所分，官职姻娶，兴衰高下，举而论之，无所遗失”。综合史书关于六朝谱学家的描述，可见谱学家擅长记录人物的姓氏所起、枝叶分化和婚姻仕宦等内容。

北齐杨愔批评 《魏书》云，“但恨论及诸家枝叶亲姻，过为繁碎，与旧史体例不同耳”，而魏收却说，“往因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枝派”。《魏书》故有 “代人作家谱”之讥。魏收所言所行，与挚虞旨趣相同。换言之，杨愔和魏收的互答，印证 “枝叶亲姻”是中古谱牒记载的内容。迄于唐代，言谱者咸以路敬淳为宗，柳冲、韦述等人次之，皆师法路氏，“( 路敬淳) 尤明姓系，自魏、晋以降，推本其来，皆有条序，著 《姓略》、《衣冠系录》等百余篇”。所谓 “姓系” “推本其来”，就是“尽能究其根源枝派，近代以来，无及之者”。韦述曾经利用供职秘阁之良机，抄录柳冲所撰 《姓族系录》，“如是周岁，写录皆毕，百氏源流，转益详悉”瑏瑠。这就印证 “百氏源流”是 《姓族系录》记载的内容之一，也是谱学家必须掌握和记载的重要内容。又如李守素同样擅长谱学，妙识人物， “自晋宋已降，四海士流及诸勋贵，华戎阀阅，莫不详究，当时号为 ‘行谱’……及言北地诸侯，次第如流，显其世业，皆有援证”。 “次第如流”正是指胡汉家族的等级次序，此处的 “第”，就是挚虞所言的 “定品”。

不仅如此，中古时期的谱牒虽已亡佚，但很可能以另一种形式保存于世。迄今较有说服力的谱牒是唐代河东裴氏的家谱。清人顾炎武路过今山西省闻喜县的裴村，有感于国无强宗而灭亡，遂作 《裴村记》云：

余至闻喜县之裴村，拜于晋公之祠，问其苗裔，尚一二百人，有释耒而陪拜者。出至官道旁，读唐时碑，载其谱牒世系，登陇而望，十里之内邱墓相连，其名字官爵可考者尚百数十人。

顾炎武亲眼目睹的唐碑，很可能就是金大定十一年 ( 1171) 翻刻唐代的 《裴氏家谱碑》。此碑现存山西省闻喜县裴柏村，碑额题为 “裴氏相公家谱之碑”。碑阳、碑阴均有刻文，碑阳比较清楚，碑阴漫漶不清。碑阳文字共31行，首行记载 “闻喜裴氏家谱序”，第2至6行为谱序内容，第7行记载谱名 “裴氏家谱”，此后为家谱内容， 第8行云：

其先与秦同祖，佐舜帝封伯翳。又赐姓嬴，累世有功。佐殷伐桀，佐周伐纣，至始皇、非衣之后，封裴遂以为姓。自汉有水衡都尉盖，五世至后汉敦煌太守遵。□遵始自云中居河东安邑。

这行文字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是裴氏如何受姓，二是河东裴氏如何形成，前者为姓氏起源，后者是房支分化。通览此碑，这份金代碑石所刻文字，从裴氏起源开始，根据不同的眷属和房支，依次罗列冠冕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此碑所载内容，完全没有涉及中古墓志通常包括的婚姻内容。因此，这份翻刻唐代家谱的金代碑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唐代家谱，在翻刻过程中做了哪些 “加法”和 “减法”，都需要结合其他资料深入讨论。但是，这份家谱所载内容，说明家族的姓氏起源、房支分化和人物冠冕等内容，应该是士族谱牒记载的基本内容。

另一份材料是现藏日本的 《汪氏宗谱》，收有汪芬所撰 “唐开元五年重修谱序”：

轩辕受箓，战涿鹿以垂衣，西北居岐，奋戎衣而克纣，周公硕辅伯禽受祚，界五等之上公，建百里以诸侯，惟分封于曲阜，及食采于颍川，汪氏之繇，实基于此。暨汉建安之世，祖文和，位宰会稽，遂尔淹留，或新都而筑室，或宣歙以开家，迁徙无常，宗支渐远，兹故续书谱牒，庶易寻流，爰自周代，迄于今代，英名婚宦，罔有断遗。

多賀秋五郎质疑这个谱序的真实性，姜士彬虽然同意他质疑的部分理由，但仍然认同这份谱序的真实性。对照元人汪松寿 《汪氏渊源录》所录东晋汪旭的 《上谱表》，我们发现两篇文字的风格和措辞虽然不同，但包含的基本要素大同小异： 远祖黄帝( 轩辕) 、周公旦 ( 周公) 、鲁伯禽 ( 伯禽) 、食邑 ( 食采) 颍川、会稽令文和等内容。此外，两者均强调成员的 “婚宦”。从这个角度看，两者应出自同一文本来源。与此同时，这两份资料再次说明一个完整的家族谱牒，必须包括 “庶易寻流” ( 姓氏起源) 和 “英名婚宦”( 近世婚宦) 。

上引数份资料毕竟是后世文献，真伪问题未有定谳，故在证明中古谱牒内容方面，仅有 “逆推旁证”的参照价值。接下来，我们再以现存主要姓氏书或类书所录的谱牒残句为例，略加证明。兹以 《元和姓纂》所引王僧孺 《百家谱》和贾执 《姓氏英贤传》为例。先看 《姓氏英贤传》，聊举数例：

屠住： 芈姓，楚公子屠食采于住乡，因氏焉。 崔： 姜姓。齐太公生丁公伋，生叔乙，让国居崔邑，因氏焉。自穆伯至沃、 杼、成、良，代为卿大夫。良十五代孙意如，秦东莱侯，生二子，伯基、仲牟。

伯基居清河东武城，仲牟居博陵安平，并为著姓。

辛相： 楚大夫辛相之后。汉有河间相辛相通。

箝耳： 本胡姓，天监初有箝耳期凌，自河南归化。

以上诸条所引，绝大多数都记载得姓之始，崔姓还谈及人物血脉，以及清河崔氏和博陵崔氏的房支分化。这些条目证明，姓氏起源是中古谱牒记录的基本内容。形成对照的是，《元和姓纂》所引 《百家谱》，几乎都与士人婚姻相关。聊举数例： 

皮： 苟昭娶下邳皮仁之女。

禹： 兰陵萧道游娶禹氏女。

阙： 萧远娶下邳阙氏之女。

柏： 萧元益娶济阴柏氏； 益兄子泉，娶济阴柏齐女。

上引资料仅仅是两书的吉光片羽，但通过这些碎片化的资料，可以清晰地证明，姓氏源流和婚姻情况是中古谱牒必须包含的基本要素。另外，传世文献也保存着相当数量的中古谱牒，注引谱牒者，以 《世说新语》为最。潘光旦早已指出，“梁刘孝标注 《世说新语》，旁搜远引，实间接为谱学一大功臣，有不能不特加注意者”。根据潘先生的统计，《世说新语》注引家谱达39 种。例如，《世说新语》注引 《袁氏谱》云：

 ( 袁) 悦字元礼，陈郡阳夏人。父朗，给事中。仕至骠骑咨议。太元中，悦有宠于会稽王，每劝专览朝权，王颇纳其言。王恭闻其说，言于孝武。乃托以它罪，杀悦于市中。既而朋党同异之声，播于朝野矣。

刘孝标注引 “某氏谱”，与 《元和姓纂》所引大同小异，记载内容涉及受姓、郡望、仕宦、婚姻等内容。但是，《袁氏谱》所载有所不同， “太元中”以下内容，是关于袁悦的政治事迹。余嘉锡谓： “自太元中以下，似别引一书，非 《袁氏谱》之言。传写脱去书名耳。”此种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世说新语》注引的绝大多数“某氏谱”并不记载人物事迹所致。胡宝国认同这种推测， “家传与家谱的差异是明显的，家传中往往有人物活动的具体事迹，而家谱则只是记述人物的婚宦、血脉”。

上述两位先生的判断，进而得到陈爽的支持，“墓志中的谱系记录完全符合‘无具体事迹，主要记述人物的婚宦、血脉’这一魏晋家谱的基本特征”。其实，余嘉锡的推测并无坚实的史料根据，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不宜将 “太元中”以下的语句视作他书内容。同时，我们可援引其他氏族谱所载内容加以佐证。例如 《桓氏谱》 云 “道恭字祖猷，彝同堂弟也。父赤之，太学博士。道恭历淮南太守、伪楚江夏相。

义熙初，伏诛”，末句即为人物事迹。换言之，家族人物的典型事迹，也可能是六朝家谱记载的内容。 《三国志》裴松之注、 《史记》三家注、 《汉书》注、 《文选》 注，以及 《水经注》都征引中古家谱，学者统计达 25 种。比较各书所引 “某氏谱”，以 《嵇氏谱》所载内容和方式比较典型，迻录如下：

谯有嵇山，家于其侧，遂以为氏。

嵇康妻，林子之女也。

康父昭，字子远，督军粮治书侍御史。兄喜，字公穆，晋扬州刺史、宗正。喜为康传曰： “家世儒学，少有儁才，旷迈不群，高亮任性，不修名誉，宽简有大量。学不师授，博洽多闻，长而好老、庄之业，恬静无欲。性好服食，尝采御上药。善属文论，弹琴咏诗，自足于怀抱之中。以为神仙者，禀之自然，非积学所致。至于导养得理，以尽性命，若安期、彭祖之伦，可以善求而得也； 著 《养生篇》。知自厚者所以丧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独达，遂放世事，纵意于尘埃之表。撰录上古以来圣贤、隐逸、遁心、遗名者，集为传赞，自混沌至于管宁，凡百一十有九人，盖求之于宇宙之内，而发之乎千载之外者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

康兄喜，字公穆，历徐、扬州刺史，太仆，宗正卿。母孙氏。

上引第一条是嵇氏得姓之由，第二条和第四条是婚姻及兄长官职，第三条资料所载，显然 “溢出”人物血脉和婚娶职状的记载，属于人物评价，并占有相当的篇幅。相似的内容，也出现在墓志的志尾等特殊位置。例如，天保九年 ( 558) 《高荣暨妻牛贵英墓志》志尾云，“夫人姓牛，字贵英，陇西人也。父长，安绫县令。夫人兰芳桂颓，内外称奇，女德妇功，乡闾著美”。牛贵英及其父亲官职的记载，符合墓志记载谱牒的特征，但最后一句关于夫人的誉美之词，属于人物评论的范畴。实际上，墓志首叙、志尾所载内容，经常 “溢出”近世祖先婚宦的情形。撰于正始二年 ( 505) 的 《李蕤墓志》，其志尾云，“亡父承，字伯业，雍州刺史、沽臧穆侯。夫人太原王氏。父慧龙，荆州刺史、长社穆侯。君夫人太原王氏，讳恩荣，封晋阳县君。合葬君墓”。前面所言李蕤父亲官职及母亲出身的情况，符合中古谱牒重视婚宦之标准，但最后一句 “合葬君墓”，则是婚宦之外的内容。上述记载墓葬方位、生前事迹、人物评论等内容，和墓主祖先世系官职一样，出现在墓志的首叙、志尾等特殊位置。

最后，敦煌文书残卷也可提供若干有益的线索。大致有两件文书与本文直接相关。首先是 P. 2625 号文书，又称 “敦煌名族志残卷”，记录敦煌大族张、索、阴等三家谱系： 张氏残存末尾； 阴氏保存完整，但从唐代开始记录； 而索氏记载姓氏起源云， “其先商王帝甲，封子丹于京索，因而氏焉。武王灭商，迁之于鲁，封之为侯。秦并六国，庄侯索番，致仕国除。汉武帝时，太中大夫索抚、丞相赵周，直谏忓旨从边。以元鼎六年，从巨鹿南和，迁于燉煌。凡有二祖，号南索、北索”。这印证中古谱牒包括姓氏起源、房支分化、人物事迹等内容，其后详细记载两汉魏晋南北朝索氏人物官职，以及履历。其次，P. 3421 号文书亦可注意，学者定名 “氏族志残卷”，兹录 “扶风郡”条目：

扶风郡出六姓，歧州： 马、窦、班、辅、曾、惠。

马氏，承颛顼之苗裔，绪伯益之后。

窦氏，承颛顼之苗裔，夏禹之胤。

班氏，承后稷之苗裔，周文王之胤。

辅氏，承姬姓周文王之苗裔，武王之胤，周照王之子。

曾氏，承周成王之苗裔，曾之胤绪，曾伯禽之后。

惠氏，承姬姓周文王之苗 ［裔］，鲁周公旦之胤绪，鲁伯禽之别族，柳下惠之后。

上引资料再次证明，姓氏起源不仅是中古私家谱牒的基本内容，也是官修谱牒应该记载的内容。综合上述多种性质的资料，一份相对完整的中古谱牒，至少包括姓氏源流、房支分化、成员官职和婚姻嫁娶等基本要素。

如此，我们再来审视和验证陈爽的研究结论。如所周知，墓志在六世纪初逐渐定型，形成有志盖有志身的固定形制，特别是志身在北魏宣武帝永平年间 ( 508—511) 形成了志题、铭序、铭辞皆备的成熟作品。墓志定型以后的基本格式是： “志题 + 铭序 +志铭 +尾识”，但在南北朝时期，相当一部分墓志的格式 “衍生”出首叙、志尾或志阴等部分。而首叙和志尾等特殊位置所载内容，通常只是简单记载墓主近世祖先或子孙的姓名、官职和婚姻，用词简洁，行文严谨，具有公文性质。陈爽认为这些材料的性质是直接抄自家族谱牒，或稍加改写。中古谱牒重视人物的婚宦，并以近世祖先的官职和婚姻作为记录重点，构成中古谱牒的鲜明特征。此说基本成立，没有疑义。另一方面，概览陈爽辑存的中古谱牒，以及近年新出墓志首叙和志尾所载的谱牒，其内容几乎全部集中记载墓主高曾以内祖先的婚宦。显而易见，与前文所考中古谱牒内容相比，中古墓志首叙和志尾等特殊位置所记载的谱牒，肯定是经过大幅删减或刻意选择的 “摘录本”， 而 “减掉”的部分至少包括姓氏起源、房支分化等内容。这些谱牒内容去哪里了呢? 

二 墓志中的谱系分布

如前所考，姓氏起源和房支分化等要素同样也是中古谱牒应予记载的重要内容。立于北魏正光四年 ( 523) 的 《王基墓志》，其志尾云：

其先出自有殷，周武王克商，封箕子于朝鲜，子孙因而氏焉。六世祖波，燕仪同三司、武邑公。高祖班，散骑常侍、平西将军、给事黄门侍郎、晋阳侯。曾祖定国，圣朝库部给事、冠军将军、并州刺史、博平男。祖唐成，广武将军、东宫侍郎、合肥子。父光祖，宁远将军、徐州长史、淮阳太守、司州中正、晋阳男第三子也。

这份墓志志尾的书写内容显然与其他志尾不同，即从 “其先出自有殷”，至 “子孙因而氏焉”，这明显属于王基家族姓氏起源的描述。前文指出，陈爽根据传世文献和石刻资料复原的 211 份家族谱牒，都是从近世祖先的高祖或曾祖开始追溯， 《王基墓志》志尾所载的世系，远远超出了 “详近略远”的追祖范围。陈爽指出，这段文字“很可能是谱序原文”。实际上，正是由于陈爽坚持中古墓志抄录谱牒遵守平阙之制，进而将墓志的首叙和志尾等位置所载内容视作家族谱牒，而将墓志其他位置所载的姓氏源流和祖先元素悉数排除。如此，本应完整的家族谱牒，就成为没有受姓源流和遥远祖先的产物。

当然，类似 《王基墓志》将姓氏源流载于志尾或首叙的情况，极为罕见。对于姓氏源流，绝大多数都载于墓志的铭序或铭文。更不必说，大部分中古墓志仍遵循一般的墓志格式，即包括志题、铭序和志铭等主要部分，并无 “衍生”的首叙和志尾，自然也就没有相应的谱系内容。正如前考，姓氏起源是中古谱牒的要素之一，但能否成为墓志经常记载的内容，需要进行全面的考察。为保证讨论的集中性和针对性，本节所举例证，基本以陈爽据墓志复原的 211 份中古谱牒为参照。经核这些墓志中，铭序和志铭没有记载姓氏起源的墓志共有 103 例，约占 48. 8% ，例如 《杨范墓志》，志尾记载杨范的曾祖、祖父和父亲的婚宦，铭序和铭文没有记载杨氏的姓氏源流和房支情况。铭序和志铭明确记载姓氏起源的墓志，共有 87 例，如下引 《韦彧墓志》等；另外还有 21 份墓志同样记载姓氏起源，但比较模糊，如 《杨阿难墓志》。如此，记载姓氏起源的共有 108 例，约占陈爽复原谱牒的 51. 2% 。可见姓氏起源虽然不是中古墓志的必备要素，但占有较高的比例。

接着来看墓志各个位置所载谱系的相互关系。先以北朝京兆韦氏为例。《韦彧墓志》( 526) 志尾仅载夫人家世、七子的名字和官职，但是志文所载谱系更为详备：

肇基颛顼，命氏豕韦，翼商周为世禄，历汉魏而朱轩。大丞相、扶阳节侯贤，小丞相、恭侯玄成，即公十六世祖也。七世祖晋太常卿、上禄贞侯，讳敦；六世祖北平太守、关内靖侯，讳广； 高祖清河府君，讳谌； 曾祖姚秦郎中，讳 宣。并缀响儒林，德音清美。祖魏雍州刺史、杜县简侯，讳尚，追体潜龙，利见大人，会太祖武皇帝，添玉凤池，衣锦乡国。考郢荆青三州使君、霸城懿侯，讳 珍，字灵智，拥旄三岳，芳誉结路，驱旌万里，童稚湌良，声溢魏齐，功书两史，固以蔚彼北林，隆兹积石矣。

上述谱系文本大概可分为三个部分： 一是韦氏的起源 ( 颛顼、命氏) ，以骈文方式书写； 二是志主的远祖，即汉魏祖先 ( 韦贤、韦玄成) ； 三是志主的近祖，即高曾祖父( 七世祖韦敦、六世祖韦广、高祖韦谌、曾祖韦宣、祖父韦尚、父亲韦珍) ，穿插有四言或六言的赞辞。类似的赞辞，见于传世氏族谱的残句，如 《庾氏谱》云 “嶷弟遁，字德先，太中大夫。遁胤嗣克昌，为世盛门……太尉文康公亮、司空冰皆遁之曾孙，贵达至今”。我们显然不应将志主的祖先排除在韦氏谱牒之外，仅保留志尾夫人子女的信息。比较韦彧及其子韦彪的墓志，就会发现： 在姓氏起源方面，虽然他们都将祖先追溯至颛顼，但命氏方式稍有差异，表述方式也不尽相同； 关于远祖韦贤和韦玄成，前者仅载官爵名讳，后者还有四言赞辞，并言 “少子”，表明韦玄成和韦贤之间更加具体的血统关系； 近世祖先方面，韦敦至韦宣之间的祖先，被韦彪墓志所简省，韦尚和韦珍的官职几乎相同。这显示两份墓志必有相同的 “底本”，撰写时据此加工而成。关于近祖名讳官职的书写方式，与首叙或志尾所载近世祖先基本相同。

所谓 “底本”，很可能就是家族谱牒。又如 《韦孝宽墓志》 ( 580) ，志尾记载三个夫人的郡望及子嗣，以及七八个子孙的官职名字； 而志文以七字骈文——— “商丘盛玄帝之绪”———的形式，追溯韦氏起源于玄帝，即颛顼，同时记录近祖名讳官职。不是所有的韦氏墓志都追溯姓氏起源，如 《韦隆墓志》 ( 552) ，志尾记载夫人子女的信息，志文没有记载姓氏起源，但却记载远祖和近祖云： “汉大丞相玄成君十六世祖，雍州刺史杜县简侯尚之孙，冯翊、北地二郡太守灵祐之子。”韦彧和韦隆是从兄弟。韦贤、韦玄成父子俱为汉代丞相， 《韦彧墓志》以 “大丞相”和 “小丞相”加以区别； 而 《韦隆墓志》则将韦玄成 “误作”大丞相。不仅如此，据学者考订，韦玄成其实是韦彧的十四世祖，但两份墓志均将错就错为 “十六世祖”。这些错误恰恰反向证明他们拥有大致相同的谱系知识。《韦略墓志》( 588) 情形与 《韦隆墓志》相似，志尾记载夫人子女等信息，而墓志正文记载远祖和近祖等信息。由此可见，上引 5 份韦氏墓志均在志尾记载夫人子女的信息，而关于姓氏起源、远祖和近祖的名讳官职，布列于铭序。

不仅如此，京兆韦氏的谱系分布显示，中古墓志记载谱系的位置与家族的地域和等级，呈现某种程度的对应关系。我们结合弘农杨氏为例进行说明。陈爽复原北朝杨氏的谱牒共有 7 份，都没有追溯姓氏起源，只有隋代的 《杨钦墓志》 ( 600) 稍显特别，志尾记载夫人家世和子女婚姻，但铭序追溯远祖至赤泉侯杨喜， “昔西汉定封，赤泉则传侯五叶，东京论道，太尉则服衮四世……祖飏，散骑侍郎、朔州镇将，兰桂遽摧，故不臻远大； 父叉，大都督、金城魏兴二郡太守，清水县开国侯，食邑八百户，赠浙州诸军事、浙州刺史”。铭文则云， “赤泉纠纠，禽项宁刘，楼船烈烈，平闽定瓯”。 《后汉书》记载杨震祖先云， “八世祖喜，高祖时有功，封赤泉侯”。 《世说人名谱》所载 《弘农华阴杨氏谱》，一世为杨宝，同时载为 “赤泉侯喜七世孙”。因此，《杨钦墓志》或另有所据，或者在抄录、改写家族谱牒的过程中，误将“八世”错成 “五叶”。志文其后关于祖父和父亲名讳官职的记载，正是家族谱系的有机构成。但是，北朝杨播家族的成员墓志，没有一例将祖先追溯至杨喜，他们追溯的共同祖先是杨震。《杨胤墓志》( 516) 志尾记载 “十二世祖汉太尉公震，六世祖晋仪同三司、尚书令瑶”。不过，《杨颖墓志》志尾仅载曾祖母、祖母和母亲族望和家族情况，却在志文明确追溯祖先云，“汉太尉震之十二世孙，晋尚书令瑶之七世孙，上谷府君珍之曾孙，清河府君真之孙，洛州史君懿之第三子”。志文与志尾所载，正好构成家族谱系上的横向补充。另一种是家族谱系的纵向补充，如前引 《杨钦墓志》志尾记载夫人子女，而志文记载赤泉侯杨喜，以及祖父和父亲。更重要的是，北朝杨氏墓志没有首叙和志尾者，却在志文部分追溯杨震为祖，记载方式基本相同，如 《杨侃墓志》( 531) 云，“十二世祖震，汉太尉； 七世祖瑶，晋侍中、尚书令； 高祖珍，上谷太守； 曾祖真，清河太守； 祖懿，洛州刺史、弘农简公； 雍州使君播之第二子也”。因 此，首叙、尾记与志文所载谱系，属于同一类型的材料，不宜将志文所载谱系排除在谱牒内容之外，更不用说志文对于首叙和尾记所载谱系还起着横向和纵向的补充作用。

回过头来，我们再看谱系位置与家族之间的对应关系。前文所见弘农杨氏和京兆韦氏墓志，凡是在特殊位置出现的谱系，几乎都出现在志尾； 而公元 530 年以降，世系几乎从杨氏墓志的特殊位置全然消失，或与北魏末年尔朱氏的屠杀行动有关。与杨氏、韦氏的谱系出现在志尾相反，南朝琅琊王氏的大多数谱系都出现在首叙部分，徐冲指出，这是 “一种与其门第相互对应的家族传统”。那么，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情形各有怎样的代表性?

通览陈爽复原的中古谱牒，北方赫赫有名的高门大族，墓志通常没有首叙，谱系反而出现在志尾。先看赵郡李氏和陇西李氏，陈爽所计李氏墓志 17 例，如只有 《李伯钦墓志》( 502) 和 《李媛华墓志》 ( 524) 在首叙记载近祖婚宦，两者都是陇西李宝孙辈，后者又是彭城王妃。其余 15 例———包括陇西李氏 6 例： 《李蕤墓志》 ( 505) 、《李超墓志》( 525) 、《李彰墓志》 ( 532) 、《李挺墓志》 ( 541) 、《李稚华墓志》( 564) 、《李元俭墓志》( 577) ； 赵郡李氏 7 例： 《李宪墓志》( 538) 、《李希礼墓志》( 556) 、《李琮墓志》 ( 574) 、 《李君颖墓志》 ( 574) 、 《李祖牧墓志》 ( 574) 、 《李敬族墓志》( 586) 、《李丽仪墓志》 ( 585) ； 渤海李氏 1 例： 《李璧墓志》 ( 520) ；

原州李氏 1 例： 《李贤墓志》 ( 569)  ———均无首叙，而在志尾记载夫人子女信息。

崔氏同样如此。据陈爽统计，清河崔氏 3 例： 崔鸿、崔混、崔猷，均属崔鸿家族，墓志皆无首叙，志尾仅载夫人子女的信息，而近祖官职则出现在墓志正文； 博陵崔氏 3 例，《崔敬邕墓志》首叙记载祖父婚宦， 《崔景播墓志》志尾记载近祖官职及诸子信息，《崔宾媛墓志》则将近祖信息刻于志盖。崔宾媛父辩与崔敬邕是共曾祖 ( 崔懿)的再从兄弟，显示博陵崔氏关于谱系的记载并无定制。

意味深长的是，北方家族世系出现在首叙位置者，多数并非一流高门，如辛氏家族，墓志 4 例，其中辛术和辛韶是兄弟，前者墓志首叙记载祖父婚宦，志侧记载诸弟名字官职，后者志尾记载夫人子女信息，而近祖则出现在墓志正文。又如渤海高氏，墓志显示他们还未形成统一的书写体例， 《高琨墓志》 ( 514) 志尾记载夫人家世，《高树生墓志》( 533) 首叙记载祖父的婚宦以及两子信息，而高树生之女高娄斤的墓志则在首叙记载祖父婚宦以及两个兄弟。高树生父女墓志的首叙记载祖先和兄弟官职，或与高欢的崛起有关。《高雅墓志》则是汉人高门，并无首叙和尾记，近祖信息出现在志文中。

综合前文，中古墓志各个部分记载的谱系总和，基本契合中古谱牒的主要内容。墓志根据撰写的实际需要，经历了简化、润饰和修改等各种形式的 “加工”，形成最后所呈现的谱系面貌。中古谱系在墓志中的分布大概是： 首叙、铭序、志铭、志尾，还有志盖、志侧和志阴等位置。墓志定型以后，志盖、志侧和志阴等位置的谱系偶有出现，但大幅减少，基本集中于首叙、志尾和志文，呈现出 “功能分区”的特点：首叙、志尾或志阴等特殊位置记载墓主近世祖先和子女的婚姻职状，近世祖先通常在高祖以内； 而铭序和志铭等位置记载墓主的姓氏起源和房支分化等情形，也经常记载近世祖先的名讳官职，辅以骈文式的赞辞。墓志首叙如果记载世系，极少追溯高祖之前的祖先，通常是高祖以内，简单记述婚宦情形，墓主的夫人子女等信息一般出现在志尾。在谱系的意义上，墓志的不同位置呈现出不同的功能和等级。不仅如此，墓志首叙所载谱系，与家族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关联： 南朝不少大族 ( 如琅琊王氏)的近祖婚宦，布列于首叙，彰显门阀之高贵； 而北朝一流高门 ( 如赵郡李氏) 的墓志，通常没有首叙，具有首叙的家族反而是次等高门。

三 墓志所载谱系的史源

中古墓志首叙和志尾所载祖先的名讳、婚宦等信息，行文简洁，多数有平阙转行等制，正如陈爽所言，系从家族谱牒直接抄录或简单改写而来。这种性质的文本与谱牒关系甚密，我们姑且称作 “直接文本”或 “一次文本”。需要指出的是，陈爽复原的 211 份谱牒，几乎都是在抄录基础上经过简单改写的产物。因为无论墓志、墓碑还是造像记等资料，都是以石刻主人为参照，逆流向上追溯祖先，因此，纵向血统意义上的父祖曾高乃至某世祖，都是相对志主而言的，更不用说陈爽复原的 211 份谱牒，往往从祖先直接跳跃至志主的夫人子女，遗漏志主自身。前引 《王基墓志》志尾所载的六世祖、高祖、曾祖等祖先，都是相对王基而言。此外，世代、官职等重要元素多据志主葬年情况，加以修改。与此相反，谱牒的撰述方式却以始祖为参照，顺流而下，如果出现世系断代，则以 “某世孙”进行标识。中古时期赫赫有名的姓氏书，如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元和姓纂》《古今姓氏书辩证》，莫不如是。

谱牒内容在中古墓志中的分布问题考辨既明，自然产生这样的疑问： 这些姓氏起源的知识或史源来自何处? 事实上，上古秦汉时期也存在着多种姓氏书，如 《世 本》、应劭 《风俗通》、王符 《潜夫论·志氏姓》等。 《风俗通》已经散佚，现存 10卷和若干佚文，其中 《姓氏篇》保存着若干姓氏残句。较之 《风俗通》和 《潜夫论》，《世本》年代最早，大概成于战国时期，复经秦汉士人尤其是刘向的编辑和增补。《世本》同样散佚，现存八种辑补本，相当一部分上古姓氏在汉魏以降湮没无闻。这些姓氏书的版本和史源等问题在学界聚讼已久，本文无意参与讨论。在此，谨就与中古墓志所见谱系相关的情况，略加考察。大致分为如下两种方式：

一种是继承战国秦汉姓氏书的内容。兹以寇氏和李氏为例。迄今所见隋代以前寇氏墓志，除 《寇猛墓志》以外，都是寇讃家族成员的墓志，世系都位于特殊位置的志尾部分，且以夫人子女为主。《寇凭墓志》 ( 519) 和 《寇治墓志》 ( 526) ，两人都是寇臻之子，寇讃之孙，他们追溯的祖先元素最为完整，包括后稷、周文、康叔和威侯寇恂，以及因官命氏的因素。寇慰与他们是同父兄弟，其墓志的铭序云 “自履迹肇生，伏翼呈祥，延□周文，遂作司寇，因以氏焉”。总结他们追溯祖先的情形，主要有后稷、周文、康叔，因官命氏，以及汉代祖先威侯寇恂和侍中寇荣等要素。这些祖先元素都出现在铭序和志铭中，其墓志一定是根据寇氏谱牒加以润饰和加工。与此同时，《寇演墓志》 ( 519) 铭序云 “锦裔遐彰，绵芳于姬卫”。寇演子寇霄的墓志亦云 “韶起周文，穆举康叔，樊柯后汉，懋叶魏邦”。寇演父寇祖与寇治、寇凭是从兄弟。另外，《寇偘墓志》 ( 526) 、《寇永墓志》 ( 536) 均载，“开氏起周”，以及威侯寇恂等。寇偘、寇永均为寇臻之子。可见，无论近世祖先，还是姓氏起源，寇讃家族的谱系构造基本是相同的。这些元素在应劭所撰 《风俗通》中已有出现， 《姓氏篇》云 “寇氏，苏忿生为武王司寇，后以官为氏，后汉有寇恂”。苏忿生如何成为寇氏祖先呢? 《姓氏篇》又云 “司寇氏。苏忿生为武王司寇，后以官为氏”。可 见，《姓氏篇》具备威侯寇恂、因官命氏两个要素，而康叔则出现于成书更早的 《世 本》之中。《世本·氏姓篇》记载： “寇氏，卫康叔为周司寇，支孙以官为氏。”据此，北朝寇氏的远祖知识，正是承自 《世本》《风俗通》等姓氏书。至于和寇恂、寇荣建立世系的情形，无法证伪，也无法证实。 《后汉书》本传记载寇荣被诛杀后， “寇氏由是衰废”。《风俗通》载寇恂而无官职。关于寇恂和寇荣的官职，应当是根据汉代史传，拼接于近世祖先之前，与继承的姓氏书内容组合起来，从而建构起相对完整的家族世系。

如果说寇氏提供了同一家族建构的谱系及其来源，枝繁叶茂的李氏则呈现了另一种面貌。《世本·氏姓篇》 “李氏”条云 “李氏，帝颛顼高阳之裔。颛顼生大业，大业生女莘，女莘生咎繇，为尧理官，因姓李氏”。出自陇西的 《李蕤墓志》 ( 505)铭文云 “胄延业祉，名族唯李，本系高阳，分命伊土”，从而将祖先追至高阳。而李蕤堂妹李媛华嫁于彭城王元勰，其墓志云 “远胄高阳，遥源姬水，蕴无名于柱下，播奇功于塞上”。李蕤之妹李晖仪卒于永熙二年 ( 533) ，魏收为其撰写墓志云， “帝高阳氏颛顼之裔也。庭坚言惠以命氏，伯阳隐道以无名”。“柱史”寓指老子，《风俗通》则云，“李氏，李伯阳之后”。引人注意的是，赵郡李氏同样继承这些姓氏知识。赵郡李氏宗党豪盛，史载 “每春秋二社，必高会极宴，无不沈醉諠乱”。兴和三年 ( 541) ，赵郡李仲璇修建孔子庙碑时追溯远祖云，“其先帝高阳之□裔，柱史之荫，左车之绵绪”。李仲璇是李顺族子，于史有传。李顺家族基本遵循这种谱系知识，《李骞墓志》( 550) 云 “赵相广武君后也”； 《李祖牧墓志》 ( 574) 云 “伯阳执玄，糟粕存乎关尹”； 《李同墓志》( 580) 载 “伯阳辅周称治，李牧相赵响□”。这三人都是李宪的子孙。不仅如此，其他李氏亦吸收此种姓氏知识。前文所举徒何纶即李纶，于史有传，所载郡望并不一致，墓志记载为 “梁城郡”， 《周书》记载为 “辽东襄平”，《北史》载为 “陇西成纪”，无论如何，与一流高门陇西李氏没有血缘关系，其铭序和志铭都记载是 “颛顼”“伯阳”之后。《元新成妃李氏墓志》 ( 517) 载 “顿丘卫国人也……鸿基肇于轩辕，宝胄启于伯阳”。 《李璧墓志》 ( 520) 云 “勃海条县广乐乡吉迁里人也。其先李耳，著□经于衰周”。中古各个房支的李氏碑志所见姓氏起源，说明李氏远祖记忆呈现泛化和虚拟化的倾向。

另外一种是剪裁和整合战国秦汉时期的姓氏书及其他典籍。兹以薛氏和高氏为例说明。首先看薛氏之情形。《世本·氏姓篇》记载薛氏云，“薛氏，任姓，夏奚仲封薛，周有薛侯，其后为氏。宋有薛居州。赵有薛公”。东 汉 《平舆令薛君碑》 (163) 铭云，“我君肇祖，官有世功，乃侯于薛，苗胤枝分，作汉卿尹，七世相承”。北齐 《薛广墓志》 (565) 以骈文和典故描述其姓氏源流， “河东河东人也。

自王官启夏，秉王朝周。宋国出以齐盟，腾侯入而共长。承家命氏，儒默分流。谋子贻孙，珪璋相映”。仔细对照 《氏姓篇》，可知这些看似 “浮华不实”的辞藻背后，隐含着具体的人物指涉，正是对 《世本》 姓氏知识的化用。饶有趣味的是，北齐《薛怀儁墓志》 (542) 云： “昔黄轩廿五子，得姓十有二人，散惠叶以荴疏，树灵根而不绝。造车赞夏，功济于生民； 作诰辅商，业光于帝典。令尹名高楚国，丞相位重汉朝，贻训垂范，飞声腾实。”志铭部分云： “发系高阳，才子克昌，奚既赞夏，虺实翼商。公侯袭映，将相重光，击钟罗鼎，曳组垂璜。”志铭的 “奚既赞夏”和铭序的 “造车赞夏，功济于生民”相互铆合，正是 《世本》所载的 “夏奚仲封薛”。所 谓 “黄轩廿五子，得姓十有二人”，最早的史源可能是 《国语·晋语》所云 “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纪、滕、箴、任、苟、 僖、姞、儇、衣是也”。汉代以降，这则材料即被称引不绝，经史子集都有相当程度的引用，成为士大夫非常熟悉的内容。

最后看高氏例证。《高植墓志》 ( 520) 记载： “其先乃帝炎氏之苗裔，昔在虞舜四岳至太公封齐，其公族有高子者，即为高氏焉。”大概同时， 《营州刺史高贞碑》 ( 523) 记载： “其先盖帝炎氏之苗裔，昔在黄唐，是为四岳，爰逯伯夷，受命于虞舜。曰典朕□□□□□□，暨吕尚佐周，克殷有大功于天下，位为太师，俾侯齐国，世世勿绝，表乎东海，其公族有高子者，即其氏焉。”高植系北魏高肇之子，高贞系高肇之侄，他们应该持有相同的谱牒。《高盛碑》( 536) 亦载，“昔炎帝成于姜水，尚父起于渭滨”。其实，早在墓志尚未定型的永平元年 ( 508) ， 《高庆碑》记载其世系云 “其氏族所出□□□□神农道”。这几份北朝碑志，皆可见北朝高氏追祖至炎帝的努力。仇鹿鸣敏锐发现，渤海高氏的谱系具有层累构成的特点： 时代愈后，士族的谱系愈长，又指出高氏谱牒将其先世追溯至春秋以前，在唐代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种姓氏源头，其实始于 《世本》所载： “高氏： 齐文公生子高。孙傒，为齐上卿。以王父字为氏”、“齐惠公子公子高祈之后”。需要注意的是，当时还有高氏家族追祖至黄帝系统， 《高墓志》 ( 560) 云： “□兹五五，出自轩辕，桐珪命服，丹书誓藩。”汉碑中也有类似的祖先记忆，《汉益州太守高颐碑》云： “其先出自帝颛顼之苗胄裔乎? 逢伯陵者，殷汤受命……氏采建姓。”其中 “逢伯陵”，来自另一个姓氏系统，最早见于 《左传》昭公二十年： “有逢伯陵因之，薄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关于姓氏来源，《世本》记载： “逢氏： 逢公伯陵之后，子孙氏焉。齐大夫有逢丑父。”《国语》亦云： “太姜之祖有逢伯陵也。逢公，伯陵之后，太姜之侄，殷之诸侯，封于齐地。”可见 《高颐碑》的远祖知识，乃是钞撮诸多典籍中的高氏和逢氏知识组合而成。

四 中古谱牒的变量与常量

中古谱牒尽管已经亡佚殆尽，但主要内容保存在碑志等石刻文献中。正如陈爽所考，中古墓志的首叙、志尾和志阴所载人物谱系，大多数是墓主近世祖先的婚姻和仕宦，这些资料来自家族谱牒。本文考察的重点还包括墓志的主体部分即铭序和志铭，形成以下认识： 任何一份中古谱牒，基本由 “直接谱系”和 “间接谱系”所构成，前者包括近世祖先的婚姻和仕宦，主要分布于墓志的首叙、志尾和志阴等特殊位置； 后者包括姓氏起源、房支分化等内容，主要分布于墓志的铭序和志铭等位置。 “直接谱系”直接抄自谱牒，或据谱牒简化改写； “间接谱系”来源驳杂，继承、钞撮和整合战国秦汉各种文献———前朝姓氏书 ( 如 《世本》《风俗通》等) 、汉代碑刻，抑或先秦两汉的典籍 ( 如 《左传》《史记》《大戴礼记》等) ———的姓氏知识，无论文字还是内容都经历了比较明显的 “二次加工”。当然，“直接谱系”和 “间接谱系”并非泾渭分明，通常是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间或许还有 “中间文本”的存在，如行状亦为墓志重要史源。魏晋南北朝的行状，今已不存。唐代行状可作参照。杨炯撰有 《中书令汾阴公薛振行状》，行状开篇即以公文格式记载薛振高曾祖父的名号和官职。又如司空图撰写的 《故宣州观察使检校礼部王公行状》，开篇以公文格式记载王凝祖先的名字和官职： “曾祖翃，皇任御史大夫，赠户部尚书，谥忠惠公。祖重，皇任河东县令，赠潞州都督。父众仲，皇任衡州刺史，赠司空。”这两篇行状仅载近世祖先官职，未载得姓源流，与墓志特殊位置所载近世祖先冠冕的书写方式，极为相似。类似行状中的谱系知识，本于谱牒，或与谱牒同源。

如果着眼于秦汉以降更长的历史时段，观察古代谱牒 “寄生”的物质性载体，我们发现，谱系在汉代是零星地出现于墓碑的首叙、志尾和碑阴中，这种并不寻常的现象，在魏晋南北朝的墓志中变得屡见不鲜。相应地，就谱牒内容而言，中古谱牒中近世祖先的婚姻和职官 “派生”而出，经常分布在墓志正文以外的首叙、志尾等位置。陈爽复原和辑存的谱牒印证了这种情形。另一方面，“不变”的因素同样值得重视，谱系的 “石刻化”传统一以贯之： 汉碑正文关于姓氏起源、房支分化和近世祖先的记载方式，继续被中古碑志和造像记等石刻资料所继承； 而汉代碑刻、姓氏书乃至先秦两汉典籍关于姓氏起源和历史人物的知识，亦为中古碑志、造像记等石刻资料所因袭、损益和整合。因此，无论载体抑或内容，中古谱牒发生的种种 “变异”，都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变化。

这种变化与不变意味着什么? 如所周知，中古谱牒对于士人的婚姻和仕宦都有至关重要的指导价值，《玉海·艺文篇》记载： “其末又载 《诸氏族谱》一卷，云： 梁天监七年中丞王僧孺所撰，俾士流，案此谱，乃通昏姻。”结合南齐发生的另一件事情，王源联姻满璋之遭到沈约的弹劾，理由是 “窃寻璋之姓族，士庶莫辨”，根据正是 “索璋之簿阀”。迄于唐代，各种大型氏族谱的编纂，依然具有 “通婚指南”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中古谱牒成为政府和谱牒家的至宝重器，“秘而不宣”。南齐建武初年，谱学家贾渊任长水校尉，“荒伧人王泰宝买袭琅邪谱，尚书令王晏以启高宗，渊坐被求，当极法，子栖长谢罪，稽颡流血，朝廷哀之，免渊罪”。可见士人谱牒具有高度的 “机密性”，不能随便示人。既然如此机密，缘何刻于墓碑、造像记等地表资料，随意供他人阅读? 这种自相矛盾如何解释? 中古士人究竟如何通过谱牒甄别通婚对象的阀阅? 大多数学者对此都 “语焉不详”，以姜士彬所论为例：

唐代一个人为其女儿选择夫婿时，可以检核这份氏族谱，来判定所选择的人物是否合适。如果所选择的年轻人是鲁国车氏，那么只需要检核 “鲁国”郡的条目，察看车氏是否罗列其下。如果是鲁国车氏，那就意味着这个家族是名族望姓，是门当户对的佳偶快婿。

中古大族选择婚配对象，抑或有司选拔官吏，如此稽考就能 “验明正身”、核其家世，我们实在难以想象。究其本质，这种判断源于对中古谱牒内容的 “迷惑不清”。

章学诚谓，“知谱而不知牒”，“谱外有牒，表之注也”，具体记载 “其人之字号、历官、生卒年月、妻妾姓氏、子女嫡庶、窀穸方向”等。现存敦煌氏族谱残卷仅仅是“谱”，其外还有 “牒”。因此， “谱”只是目录索引，还要核对 “牒”的相关内容，即车氏成员近世祖先的婚宦等信息。章学诚所谓 “表格”形式的古谱保存于今者，似乎只有 《高昌某氏残谱》和 《某氏族谱》，其中并无具体的谱牒内容，故本文以墓志所载的文章谱牒为考察对象。秦汉以降，汉魏六朝碑志所见谱牒中 “不变”的成分———即碑志正文所载的姓氏源流与房支分化———无论形式抑或内容，持续不断地出现在汉代碑刻、姓氏书乃至读书人唾手可得的文史典籍中，故有 “大众文化”的意味，公共性、流通性和延续性是其特点。这种知识自然也被中古谱牒所因袭，否则就成为无源之水。与此相反，“派生”于墓志正文之外的首叙和志尾所载近世祖先的婚娶职状，尤其是婚姻对象之家族背景，具有 “精英文化”的意义，机密性、垄断性和封闭性是显著特点。可见中古谱牒内容具有 “公”和 “私”的属性分野。中古大族所选择的婚姻对象是否 “门当户对”，稽考的重点就是 “私”的内容。章学诚关于 “牒”的推测是准确的。这也正是近世祖先的婚娶职状———尤其是婚娶对象的家世———刻于墓志，而极少见于墓碑、造像记等地表石刻的重要原因。例如，西魏大统十四年 ( 548) 所立 《蔡氏造老君像记》，碑阳追叙祖先官职已极为详尽，起自春秋战国的蔡翟，迄于北朝，凡 120 余人，大多数担任太守或县令，但毫不涉及婚姻对象以及家世背景。至于一般造像记所载婚姻关系，只是普通民众的婚姻，没有涉及通婚家族的背景。这自然不能与中古碑志所载大族近世祖先的婚宦相提并论。这种具有“垄断性”和 “私密性”的谱牒内容，更由于出现在首叙或志尾等 “特殊”位置，显得更加耀眼。此种现象肇端于魏晋时期，比较集中的出现是在 《华芳墓志》的首叙部分，其后盛于南北朝，在唐代即便偶有所见，也多数记载子女婚娶，而关于近世祖先，则仅列官职，罕见婚娶。在这个意义上，墓志首叙、志尾等特殊位置所载祖先婚宦就具有特别的意义，其出现、繁盛与消失，正好与门阀大族的兴衰基本同步，见证了士族社会的变迁过程。

附记：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 “中古氏族谱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 18AZD025)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汉魏南北朝墓志笺证” ( 17BZS041) 阶段性成果。本文成稿后，先后与胡鸿、张达志、凌文超、侯旭东等先生进行有益的讨论，审稿专家亦有宝贵意见，谨致谢意! 

作者简介

范兆飞，1978年生，山西芮城人，现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200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先后任职于山西大学、上海师范大学。2020年5月，以中山大学“百人计划”引进至历史系任教。

范兆飞研究旨趣集中于中国中古时期的家族与社会、北朝政治社会史。其中，2011年9月—2012年6月，任北京大学中古史中心访问学者。2012年7月—2013年1月，任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学系访问学者。曾获山西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学术带头人（2013）、山西省高等学校131领军人才（2013）等学术荣誉。近年主持并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译著）、“汉唐之际太原士族群体研究”（专著）2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魏晋北朝并冀二州士族群体比较研究”1项。出版专著《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研究》（中华书局，2014年，获上海市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译著《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获山西省第八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中西书局，2016年），并在《中国史研究》、《中华文史论丛》、《学术月刊》、《复旦学报》等期刊发表论文近三十篇，多篇文章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