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作斌：关于殷商王朝纪年问题的讨论

【摘要】本文据祖传谱书《殷氏家传》记载，利用许剑伟《寿星天文历》给出的推算方法，结合现代碳 14 测年给出的年代范围，推算出殷代开国大帝成汤始建国日为公元前 1618 年 2 月 20 日 【或黄帝纪元 1081 年元日（正月初一），或成汤十八年元日，或干支纪元癸亥年 甲寅月 壬辰日】， 周殷牧野之战发生导致殷代覆亡日为公元前 1044 年 1 月 9 日【或黄帝纪元 1654 年十二月初四日，或帝辛（纣）五十二年十二月初四日，或干支纪元丙申年 庚子月 甲子日】，得出殷代始年为公元前 1618 年癸亥、殷代终年为公元前 1045 年丙申、殷代积年为 574 年的结论。最后给出基于《殷氏家传》记载的殷代 17 世 27 帝纪年表。

【关键词】 殷代纪年、公元纪元、黄帝纪元、干支纪元、公元纪年的标称干支年、 公元纪年转换为标称干支年的年头年尾效应

【一】缘起

三千多年前殷商王朝的纪年问题，特别是关于导致殷商覆亡的牧野之战发生日——甲子日的系年问题，历来为学界所看重。据统计，自古至今在关于周武王伐商灭纣克殷之甲子日究竟是哪一年的研究成果方面，以 1996 年启动至2000年9月结题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编辑出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一九九六 - 二〇〇〇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为界，可分为两段。之前的有44 种之多；之后，除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一锤定音的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以外，又陆续出现了多种，如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力倡的“公元前1044年1月9日说”、云南考古专家黄懿陆的“公元前 1050 年（辛卯年）殷历正月初二甲子日木星合下弦月的黎明时分（相当于周历二月初二甲子日）说”、吕昭进的“公元前 1070 年（辛未年）甲子日说”等。其中的江晓原“公元前 1044年1月9日说”，早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实施期间就提出让“断代工程”专家组讨论过【注 1】。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学术秘书江林昌在《夏商周文明新探》【注 2】一书中透露：

根据金文历谱及《武成》历日、《国语》“岁在鹑火”等天象，“工程”得武王克商年为公元前 1046 年。根据武丁时期五次月食推算以及古本《竹书纪年》所记西周积年257年，“工程”得武王克商年为公元前1027年。根据《武成》文献及利簋“岁鼎”为岁在当头解，“工程”得武王克商年为公元前 1044 年。

以上三数也均在考古测年范围内，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在综合考虑的前提下，“工程”对公元前 1046 年方案作出了倾向性选择。

江林昌在上述文字中提到的“公元前 1044 年”方案就应该与江晓原当年据天象研究提出的“公元前 1044 年 1 月 9 日甲子说”相关，但江林昌文没有给出“工程”对公元前 1046 年方案作出倾向性选择的原因。现在江晓原力倡的“公元前 1044 年 1 月 9 日说”在学界又热了起来。笔者认为在现有的诸说中，江晓原主要据天文现象推出的“公元前 1044 年说”有一定合理性，其合理性表现在其推出的“武王伐纣日程表”满足学界众所周知的该课题正确结论必须满足的七项必要条件：

① 满足利簋铭文关于武王克商之日的日干支为甲子的要求；

② 满足利簋铭文关于武王克商之日的清晨应有岁星（木星）当头天象的要求；

③ 满足《淮南子?兵略训》记载的关于周师出发时应能在当地东方见到明亮岁星（木星）的要求；

④ 符合《国语》中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武王率领周师伐纣出发前后呈现特殊天象的记载及《三统历?世经》中对当时天象的有关描述——在周师出发前后应有“月在天驷”和“日在析木之津”的天象；

⑤ 符合《武成》与《世俘》所记历日及《三统历?世经》中的有关周师行日的记载，符合《周书》《史记》关于周师渡盟津（孟津）之日的日干支记载——周师从出发到克商（朝歌）之间应有一个月左右的古代步行行军合乎常理的时间间隔，周师渡孟津之日的日干支必须是“戊午”；

⑥ 满足《武成》与《世俘》所记历日出现两次“朔”的天象要求——在周师出发后到甲子日克商（朝歌）前，应有两次“朔”发生，第一次“朔”发生的日干支必须为辛卯或壬辰，第二次“朔”发生的日干支必须为克商前五日的庚申或辛酉（考虑到周初对“朔”的确定有误差）；

⑦ 满足《国语》伶州鸠对周景王所述伐纣过程中还呈现“星在天鼋”天象的要求——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应能见到“星在天鼋”【注 3】的天象。

笔者认为，江晓原工作团队永远值得后世景仰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就是他们明确提出了“如何避免沦为‘第 45’的命运问题”。根据学界的统计，截止1997 年 5 月 1 日 学界专家们共提出了至少 44 种不同的也都是不正确的周殷牧野之战发生之年，江晓原声称其工作团队的奋战目标，就是“使自己的工作免于沦为‘第 45’的命运”。他在 2014 年新版的《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一书的第 033 页中写道：

在我们开始本课题研究之始，有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何才能使自己的工作免于“第 45”的命运，或者说，得出超越前贤众多工作的全新成果？经过我们对前贤工作的反复考察和思考，我们终于确信，免于“第45”的命运是可能的。

现在回过头来看，自1997年5月1日以后，提出的周武王伐商灭纣克殷年虽然在原有的 44 种的基础上又添加了好几种，但最先提出的只有两种：一是将牧野之战发生日定为公元前1046 年1月20日（可换算为干支纪元的甲午年丁丑月甲子日，即甲午年十一月二十日）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说”，二是将牧野之战发生日定为公元前 1044 年 1 月 9 日（可换算为干支纪元的丙申年庚子月甲子日，即丙申年十二月初四日）的“江晓原说”。笔者认为，这两种说法中必定至少有一种会沦为“第 45”的命运。

从目前的学术形势来看，“江晓原说”似乎有免于沦为“第 45”命运的可能。

笔者下此断语的理由是：笔者据祖传魏晋谱书《殷氏家传》的记载和许剑伟《寿星天文历》推算出的殷商王朝末帝帝辛（纣）之失国日正好和“江晓原说”完全一致。笔者认为，运用两种不同推算方法对同一问题的研究竟然得到相同的结论绝对不是偶然的。

笔者本是搞自然科学的人，之所以业余从事殷代史和甲骨学研究五六十年是从研究家曾祖殷高良（ 字显祖，私塾先生 ）手抄的首页记有“出于晋谱”的《殷氏家传》开始的。那还是 1959 年笔者上高中二年级的事。那时，笔者有超强的记忆力和理解力，一般的文章，只要读几遍，便能背诵。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那么难懂，笔者在上高中二年级时，便读完并理解了全书。当时家兄殷作超见笔者记忆力超强，能背诵《三国演义》，并绘声绘色地讲给小伙伴听，于是便命笔者熟读“传子不传女，传长不传次”的《殷氏家传》。家兄当时对笔者说，这种关于家族史的重要史书，记在脑子里最安全。于是从 1959 年上高二起，直到 1962 年上大二止，笔者花了几年时间，终于将祖传的《殷氏家传》一字不落地背熟。背熟以后，就将这本按家规“传子不传女，传长不传次”的《殷氏家传》交还给长兄收藏。因长兄任校长，“文革”遭批斗恐吓，连同曾祖高良公留下的许多手抄家史研究文稿和书法作品都被付之一炬了。 呜呼，这本置于特制密封铁箱内并藏于夹层墙中躲过抗日战争一劫的传世文献，却不幸毁于“文革”。

现在回想起来，在殷商史研究领域内，《殷氏家传》似乎比今古两种版本的《竹书纪年》还重要。例如，《殷氏家传》对殷商先王私名和帝辛之子武庚私名的记载比今本《竹书纪年》还可信，今本《竹书纪年》上没有记载的，其上也有记载。例如太丁、孝己两位未立先逝的太子及帝辛之子武庚的私名，今本《竹书纪年》未记，但《殷氏家传》则谓：“太丁谱名睿、孝己谱名晅、武庚谱名聖。”

太丁谱名睿、孝己谱名晅，虽然尚未得到考古材料的印证，但是武庚谱名聖已经得到金文和清华简的证实。另外《殷氏家传》中还说殷人祭祀“冥”不说祭祀“冥”，而说祭祀“先祖河”，这与甲骨文中殷人祭祀“高祖河”一致。《殷氏家传》中还说，殷人经常祭祀契、河、上甲、汤四位高祖，而不祭黄帝，这些似乎已经得到甲骨文的印证和学界的普遍认同，《殷氏家传》的殷人不祭黄帝之说与殷商史学界著名科学家王震中教授谓“帝喾既非商人的始祖，也非周人的始祖”的论断完全一致。迄今为止，笔者已经发现，《殷氏家传》的记载与学界最新研究成果完全一致的至少还有下列四个方面：

① 《殷氏家传》记载殷代有实行“祖都、子都双都制”的传统，与殷商史著名科学家郑州大学李民教授、李民门生张国硕教授、张国硕门生张新耀师徒三代进行多年研究得出的殷代有实行“主都、辅都双都制”传统的研究成果完全一致，也与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韦心滢女士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提出的殷代有实行“圣都、行都双都制”传统的研究成果完全一致【注 4】。1700 多年前编撰《殷氏家传》的先祖、现代的李民教授和韦心滢博士都认为，殷代中期中丁迁嚣（隞）、河亶甲迁相、祖乙迁邢（耿、庇）、南庚迁奄，迁的只是实际军事中心的辅都，位于郑州的主都一直没有迁，只有后来的盘庚迁殷才是殷代历史上的真正迁都，正因为盘庚要把位于郑州的主都（实际祭祀中心）和位于奄邑的辅都（实际军事中心）连同住于主都、辅都的殷商贵族“二心合一”地、一劳永逸地一起迁到位于今安阳的“殷”去，所以才遭受到恋家族人的坚决反对，甚至抵制。

②《殷氏家传》认为成汤十八年即天子位之“亳”就在郑州，并被成汤复命以亳。笔者认为，《殷氏家传》认为成汤十八年即天子位之“都”在郑州并被成汤复命以“亳”的说法已经得到考古材料的证实和学界的普遍认同，它就是 1955 年发现的郑州商城。尽管学界尚有不少学者对《殷氏家传》断言成汤“始居之亳”不在郑州，而应在离郑州和夏之畿地很远且与东夷各部族方国较近以利结盟的地方，仍持有异议。

③ 就成汤建国以后的殷代早期能够实际控制的疆域而言，《殷氏家传》记载，成汤代夏成为新的“天下共主”，实际控制的疆域以中原腹地郑洛地区为中心，北至豫北冀南，南至丰富铜矿带的长江流域，东至泰山以西和淮河流域，西至晋中、晋南。 《殷氏家传》的这个说法虽然没有完全得到考古材料的证实，也没得到学界专家的普遍认同，但《殷氏家传》记载的成汤建国以后的“殷代早期能够实际控制的疆域南至丰富铜矿带的长江流域”已经为考古界发现的武汉盘龙城是殷代早期在长江流域的重要据点的考古材料所证实 ，并为学界普遍认同。

④ 就武丁时期能够实际控制的疆域而言，《殷氏家传》记载，在南方武丁已经收复了殷代中期主动放弃的长江流域的铜矿资源并有所扩展，在东边已经牢牢控制了渤海、黄海沿岸的盐业资源，只是淮河流域尚不在武丁掌控之中。

在西方，连年的反侵扰战争的胜利已经能够不断地捕获羌人以补充祭祀人牲的不足。《殷氏家传》的这种说法大体与文献记载及甲骨文的发现一致，也为学界普遍认同。

尽管笔者对《殷氏家传》的许多记载深信不疑，但受北宋邵雍《皇极经世》的影响，对《殷氏家传》关于殷代纪年的下述记载多持怀疑态度：上至夏桀元年壬辰；中历成汤即殷侯位元年丙午（ 夏桀十五年）、夏桀三十一年壬戌（ 成汤十七年 ）夏亡、成汤十八年癸亥即天子位、成汤 二十七年壬申迁九鼎于商邑、成汤二十九年甲戌，陟；下迄帝辛元年乙巳、帝辛失国日为“丙申年甲子日”的六字记载等。后来受到“江晓原说”的启发和许剑伟《寿星天文历》的指引，并结合现代碳 14 测年给出的成汤建国始年范围（约在公元前 1610 年至公元前 1580 年之间）和牧野之战发生日的年代范围（约在 公元前 1050 年至公元前 1020 年之间 ），笔者对《殷氏家传》关于殷代纪年的上述记载，重新进行研究和推算，觉得《殷氏家传》的“年干支”记载与北宋邵雍《皇极经世》推断的“年干支”记载虽然完全不一致，但却与今本《竹书纪年》的夏末殷初“年干支”记载和江晓原教授推的牧野之战发生于公元前 1044 年 1 月 9 日的研究成果惊人的一致，于是才改变认识，认为《殷氏家传》关于殷代纪年的记载还是可信的，故才下决心将其整理出来，写出本文，供学界参考。

【二】 中国传统干支纪年与公元纪年换算的知识简介

传说中国古代有六种历法：黄帝历、殷历、夏历、周历、鲁历、颛顼历。

这些历法虽然都沿用传统的干支纪年，但是各种历法的一年开始日与传统的干支纪年开始日（立春日）并不相同。干支纪年规定，相邻两个“立春时刻”之间的时间间隔为一年。例如今年（公历 2022 年），明义上叫壬寅年，但实际上，今年的壬寅年是指公元 2022 年立春时刻（2022 年 2 月 4 日 4 时 50 分 36 秒）到公元 2023年立春时刻（2023 年 2 月 4 日 10 时 42 分 21 秒）之间的时长。通俗地讲，2022 年虽然叫虎年，但只有 2022 年 2 月 4 日立春节以后生的孩子才属虎，在 2022 年 2 月 4日立春时刻之前生的孩子不属虎仍属牛。清亡以来中国社会上流传的历法实际上是四种：法定的公历（以公历元旦 1 月 1 日为一年的开始）、指导农业生产的农历（以春节或旧历元旦为一年的开始）、辛亥革命时期一度盛行的黄帝历（也以春节或旧历元旦为一年的开始）和以 10 天干 12 地支相配以 60 为周期的干支纪元历（以立春时刻为一年的开始）。然而，有据可查的、也是中国历史上官方正式确认的第一个甲子年却是公元 124 年的汉安帝刘祜延光三年。汉安帝延光三年 ( 公元 124 年 ) 立春那天才是中国第一个甲子年的第一天。因为此前的汉章帝刘炟于元和二年（公元 85 年）二月，颁布新历，用后汉《四分历》代替刘歆的前汉《三统历》，公开提出“太初元年，岁在丁丑”“汉兴元年，岁在乙未”的概念。也就是说，东汉汉章帝于公元 85年宣称，汉高帝刘邦兴汉的公元前 206 年是他新历法追溯的乙未年、汉武帝刘彻的太初元年（公元前 104 年）是他新历法追溯的丁丑年。从此，在中国历史上确立了使用甲子为首的干支纪年方式的正统地位【注 5】。虽然汉章帝刘炟于公元 85年（乙酉年）推行干支纪年的新历法，但他在位时并未等到甲子年来临那一天，直到 39 年后汉安帝刘祜延光三年（公元 124 年）立春那一天，东汉王朝才迎来汉章帝刘炟宣布实行干支纪年方式（后汉《四分历》）的第一个甲子年，所以人们就将汉安帝延光三年（公元 124 年）立春时刻起到汉安帝延光四年（公元 125 年）立春时刻止的那一个干支年称为中国正统干支纪年“法定”的第一个甲子年。

到了清朝未年，革命党人不满清朝的统治，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概念，旨在推翻当时中国由满族所建立的封建王朝——清朝，恢复中华各民族本身的民族文化传统，建立汉族掌权的新政府。于是，以黄帝为血缘纽带的中华民族以汉族为主的血缘政治的概念得到加强，黄帝纪元年大行其道，并由孙中山先生在《改历改元通电》中通告全球。他们认为中国干支纪年的开始年——第一个干支纪年的甲子年起源于黄帝，称为“黄帝元载甲子年”或“黄帝纪元元年”，并且认为“黄帝元载甲子年”或“黄帝纪元元年”为公元前2697 年。于是公元前 2697 年就成为中华民国时代公认的中国黄帝纪元元年，也就是中国的第一个甲子年。新中国成立后，有人也提出这个问题，他们在 2009年 8 月 1 日提出名称为《建议建立以中国历史文化为主体的中华纪年体系》的建议。在该《建议》中，共列出了关于中国黄帝纪年的九种方案，其中的公元前 2697 年和公元前 2997 的的两种方案都恰好是中国农历的甲子年。因为公元前 2697 方案和孙中山《通电》的方案相同，于是社会大众就认准公元前 2697年为中国黄帝纪元元年的方案。

以上就是公元前 2697 年被认为是中国黄帝纪元元年（中国第一个甲子年）和公元前 2697 年立春那天被认为是中国第一个甲子年第一天的由来。传说黄帝就是于公元前 2697 年（甲子年）登基为帝的，传说自公元前 2697 年起，黄帝纪年就逐年不乱地一直沿用到现在。这就产生一个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和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怎么互相转换的问题。我们知道，公元纪年是中间只有“公元 1 年”和“公元前 1 年”两个反向递增方式的起始年代 ，不存在公元 0 年。要想掌握将公元纪年转换为干支纪年的方法，得要掌握干支纪年方式 60 年周而复始的规律。即若已知公元纪年“a 年”的干支，则有下列规律：

公元前 a 年的“年干支”与公元前 (a±60n) 的“年干支”相同，（其中 a 为已知常自然数，n 为确保 a±60n>0 的任意自然数）；公元（后）a 年的“年干支”与公元（后）(a±60n) 的“年干支”相同，（其中 a 为已知常自然数，n 为确保 a±60n>0 的任意自然数）。

例如：

① 已知公元 2022 年为壬寅年，则公元 2322 年也是壬寅年（2022+60×5=2322>0）；

② 已 知 公 元 前 1635 年 为 丙 午 年， 则 公 元 前 1035 年 也 是 丙 午 年（1635-60×10=1035>0）；

读者只要掌握下述两个由“公元纪年尾数”和“公元纪年尾数 ÷12 的余数”定干支规律，即可将任何公元纪年数转换成相应的“标称干支纪年数”：

① 公元前的公元纪年数转成“标称干支纪年数”的规律：

天干字可由公元前纪年数的尾数决定，其对应规律如下：

例如 ：公元前 1 年的尾数为 1，对应的天干 字为“庚”，1÷12，商 0 余 1，对应的地支字为“申”，则公元前 1 年为“标称庚申年”。

再如：公元前 1050 年的尾数为 0，对应的天干字为“辛”，1050÷12，商87 余 6，对应地支字为“卯”，则公元前 1050 年为“标称辛卯年”。

② 公元后的公元纪年数转成“标称干支纪年数”的规律：

天干字可由公元后纪年数的尾数决定，其对应规律如下：

例如 ：公元 1 年的尾数为 1，对应的天干字为“辛”，1÷12，商 0 余 1，对应的地支字为“酉”，则公元 1 年为“标称辛酉年”。读者可用此法判断一下公元 2022 年的标称干支纪年是否是壬寅年。

值得读者注意的是，上述的公元纪年转换为中国传统干支纪念的方法只适用于同一年中两种纪年模式的绝大多数月份，不能用来求解年头年尾具体年月日的属年（属相）问题。例如，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据诸多特殊天象推断的周殷牧野之战发生日为公元前 1044 年 1 月 9 日，其中的“公元前 1044 年”，若用上述方法转换，会得到“公元前 1044 年是丁酉年”的结论，公元前 1044年的绝大多数月份确实属于丁酉年，例如“公元前 1044 年 6 月 9 日”为“丁酉年乙巳月乙未日星期一，即丁酉年四月初八日”，但是位于公元纪年年初的“公元前 1044 年 1 月 9 日”却不属于丁酉年，查许剑伟《寿星天文历》得知“公元前 1044 年 1 月 9 日”的干支纪年确切日期为“丙申年庚子月甲子日星期四，即丙申年十二月初四日”。为什么标准转换方法不适用于“年头年尾”的转换呢？

这是由于公元纪年和干支纪年两种纪年模式，一年的开始日不是同一天的缘故，公元纪年的每一年都始于 1 月 1 日，而干支纪年的每一年却都始于每一年的立春节，即是说干支纪年每一年的开端要比公元纪年每一年的开端晚好多天，我们可以将这种情况称为公元纪年和干支纪年两种纪年模式互相转换的“年头年尾效应”。由于存在“年头年尾效应”，导致上面说的将公元纪年转换为干支纪年的标准方法不适用于求解公元纪年年初日期的属年（属相）问题。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将用标准方法转换的干支年定义为公元纪年某某年的“标称干支年”。例如公元前 1046 年的“标称干支年”为“乙未年”，公元前 1044 年的“标称干支年”为“丁酉年”，公元前 1050 年的“标称干支年”为“辛卯年”，公元 2022 年的“标称干支年”为“壬寅年”等等。具体转换时，大家只要知道公元纪年某年的“标称干支年”只适用于该年年初的立春节以后到下一个立春节之间的月份，不能用来求解公元纪年年初的立春节以前具体日期的属年（属相）问题即可，例如，公元 1941 年的“标称干支年”为辛巳年（蛇年），但公元 1941 年 1 月 22 日出生的笔者却不属蛇而属龙，因为公元 1941 年 1 月 22日还属于庚辰年，还没有进入干支纪年的下一年——辛巳年。读者如果想将殷代的公元前纪年的具体日期转换成干支纪年的具体日期，可查许剑伟先生的《寿星天文历》。

【三】殷代起始年公元前 1618 年癸亥的推断

定殷代开始年为公元前 1 618 年癸亥的时间坐标依据：

①《殷氏家传》明确记载，成汤即天子位年为成汤十八年癸亥：“汤奉天命放桀，遂有天下，改天下之号曰殷。”依此记载，可选的殷代起始年代为公元前 1498 年、公元前 1558 年、公元前 1618 年、公元前 1678 年 等 ，考虑到“夏商周断代工程”碳 14 测年给出的误差范围，笔者觉得将《殷氏家传》记载的成汤即天子位年“癸亥年”定为“前 1618 年”比较合理。

② 《殷氏家传》的“年干支”记载是符合干支纪年规律的，是绝对无错的。

例如，《殷氏家传》记载：汤桀鸣条决战夏亡年为夏桀三十一年壬戌（成汤十七年壬戌，笔者推算为公元前 1619 年）、成汤即殷侯位元年丙午（夏桀十五年丙午，笔者推算为公元前 1635 年）、夏桀元年壬辰（笔者推算为公元前 1649 年）。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验算一下，以成汤即天子位的癸亥年（成汤十八年癸亥，笔者推算为公元前 1618 年）为参考时间坐标，前推 1 年，正好是汤桀鸣条决战的夏亡年壬戌；前推成汤在殷侯位的 17 年，正好是成汤即殷侯位元年丙午；前推夏桀在位的共 31 年，正好是夏桀元年壬辰。这说明 《殷氏家传》的“年干支”记载是符合干支纪年规律的。

③ 《殷氏家传》关于夏末殷初的“年干支”记载得到传世文献今本《竹书纪年》的完全印证。这说明 《殷氏家传》的“年干支”记载不仅符合干支纪年规律，而且是可信的。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帝癸，一名桀。元年壬辰（笔者推算为公元前 1649 年），帝即位，居斟鄩……十五年（笔者推算为公元前 1635 年丙午），商侯履迁于亳……三十一年（成汤十七年壬戌，笔者推算为公元前 1619 年）商自陑征夏邑。克昆吾，大雷雨，战于鸣条……获桀于焦门，放之于南巢……殷商成汤名履……改天下之号曰殷。十八年癸亥（笔者推算为公元前 1618 年 ），王即位，居亳……

二十七年（笔者推算为公元前 1609 年壬申），迁九鼎于商邑……二十九年（笔者推算为公元前 1607 年甲戌），陟。”

【四】 殷代末年公元前 1045 年丙申的推断

《殷氏家传》记载，帝辛于乙巳年即位（笔者推算为公元前 1096 年 ），只说在位52 年失国，避称其为周武王诛灭。笔者将帝辛即位年 1096 减 52 加即位起算的1 年，推算得帝辛末年为公元前 1045 年（1096-52+1=1045），并用本卷前面介绍的公元纪年转换为干支纪年的基本方法，算得“公元前 1045 年的标称干支年为丙申年”。查许剑伟《寿星万年历》知公元前 1045 年的标称干支年丙申年的起止日期如下表所示：

公元前 1045 年的标称干支年——丙申年的起止日期一览表

由上表可知 ：

帝辛末年的丙申年，是指公元 前 1045.2.1- 公元前 1044.2.12 的时间段，也可以是指黄帝纪元 1653.12.27-1655.1.9 的时间段。也就是说，帝辛末年公元前1045 年的“标称干支年”——丙申年，是指公元 前 1045 年 2 月 1 日立春节到公元前 1044 年 2 月 13 日立春节之间的“时间段”，也可以说公元前 1045 年的“标称干支年”——丙申年，是指黄帝纪元一千六百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立春节到黄帝纪元一千六百五十五年正月初十日立春节之间的“时间段”。

由上述推导可知，殷代始年为公元前 1618 年癸亥，终年为公元前 1045 年丙申，由此可推算出整个殷代的积年为 574 年（1618-1045+1=574）。

【五】 牧野之战发生日——公元前 1044 年 1 月 9 日的推断

由上述推断可知殷代终年为公元前 1045 年，其标称干支年为丙申年，并且知道“帝辛末年的丙申年，是指公元 前 1045.2.1- 公元前 1044.2.12 的时间段，也可以是指黄帝纪元 1653.12.27-1655.1.9 的时间段。”那么《殷氏家传》记载的帝辛失国日——“丙申年甲子日”究竟是公元前 1045 年的标称干支年——丙申年的哪一天呢？由下表可知，在公元前 1045 年的标称干支年——丙申年内共有六个可选的甲子日。

公元前 1045 年的标称干支年——丙申年内含的六个甲子日一览表

上表中所列发生牧野之战的六个可选甲子日，是由《殷氏家传》记载的帝辛失国日为“丙申年甲子日”的六字记载直接推出的，推算时只需考虑“夏商周断代工程”利用碳 14 测年给出的年代范围，不需要另外任何其它的资料，可见《殷氏家传》的记载之真。

从上表中所列的公元前 1045 年的标称干支年——丙申年内含的六个甲子日中可看出，由《殷氏家传》记载的帝辛于“丙申年甲子日”失国的六字记载，即可推出表中六个可选的牧野之战发生日的具体日期，并且断定这六个可选日期中必有一个也只有一个是牧野之战发生日确切日期。不过，光凭《殷氏家传》的六字记载，还不能确定上述 6 个甲子日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牧野之战发生的的甲子日，这时就必须用传世文献记载的“天象”资料来帮忙。由上文提到的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一书中列出的牧野之战发生日的“天象”资料立刻可推知， 在由《殷氏家传》的 帝辛于“丙申年甲子日”失国的六字记载直接推出的的六个牧野之战发生的甲子日中，只有公元前 1044 的 1 月 9 日 的甲子日（或黄帝纪元一千六百五十四年十二月初四的甲子日，或干支纪元的丙申年 庚子月 甲子日），才是帝辛失国或周殷牧野之战发生日的确切日期。

公元前 1044 年 1 月 9 日这个日期虽然属于公元前 1044 年，但它还在公元前1045 年的标称干支年丙申年之内，只有到公元前 1944 年 2 月 13 日 5 时 44 分 52秒的立春时刻以后才属于公元前 1044 年的标称干支年——丁酉年。这就是我们前面将殷代末年定为公元 前 1045 年丙申而没有定为公元前 1044 年丁酉的原因。

也由于光凭《殷氏家传》的记载，只能在帝辛末年的丙申年内推出六个可选的的发生牧野之战的甲子日，还不能推出这六个甲子日中到底哪一个才是发生牧野之战的甲子日，只有靠牧野之战发生日呈现特殊天象的文献记载，才能从六个可选的甲子中挑选出公元前 1044 年 1 月 9 日才是真正的武王伐纣日，这就是本文特别看重上海交通大学江晓原教授定公元前 1044 年 1 月 9 日为武王伐纣克殷日这项重大科研成果的原因。

前面已经说过帝辛末年为公元前 1045 年丙申，又为什么说帝辛失国于公元前 1044 年 1 月 9 日呢？这是因为公元前 1045 年的“标称干支年”丙申年的持续时间要到公元前 1044 年 2 月 13 日 5 时 44 分 52 秒的立春时刻才结束，公元前 1044 年 1 月 9 日当然包括在公元前 1045 年的“标称干支年”——丙申年之内（就如今年 2022 年的标称干支年是壬寅年一样，实际上壬寅年要持续到 2023 年 2 月 4 日 10 时 42 分 21 秒的立春时刻才结束）。

【六】 据许剑传《寿星天文历》编辑的殷代始日、终日图解

图 1 殷代始建国日图解：

图 2 殷代覆亡日图解：

【七】 基于《殷氏家传》记载的殷代 17 世 27 帝纪年表

【说明】表中《家传》为《殷氏家传》的简称，“谱名”为家谱中私名，“公元前”一般简作“前”，干支纪年为《殷氏家传》中的记载，公元纪年为推算得。

《殷氏家传》中的干支纪年，从夏桀元年壬辰（相当于公元前 1649 年）记起，中历夏桀三十一年壬戌夏亡（相当于公元前 1619 年）、殷代首帝成汤即天子位始年癸亥（相当于公元前 1618 年），下迄殷代第 27 帝（末帝）帝辛五十二年（殷代末年）丙申（相当于公元前 1045 年），共 605 个干支年，逐年不乱，减去夏代末帝夏桀在位的 31 年，殷代积年为 574 年。《殷氏家传》中记载的“夏桀元年壬辰”“成汤元年丙午”（成汤即殷侯位始年）“成汤十八年癸亥即天子位”三个干支纪年的时间坐标与今本《竹书纪年》的干支纪年完全一致，笔者认为这绝对不是巧合。《殷氏家传》明确指出一般史书记载即位为帝的中壬、沃丁、廪辛三人不曾为帝，殷代实际即位为帝的共有 27 位天子，这与甲骨周祭祀谱中不出现中壬、沃丁、廪辛三人的名字、殷代进入周祭祀谱的共 29 王减去未立先逝的两位太子（成汤太子太丁、武丁太子孝己）实际即位的共 27 王完全一致，笔者认为这也绝对不是巧合。《殷氏家传》记载殷代末帝帝辛在位共 52 年，这虽与“夏商周断代工程”推断的帝辛在位共 30 年不合，但却与今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帝辛在位共 52 年一致。《殷氏家传》的“帝辛在位 52 年说”能合理地解释今本《竹书纪年》记载的“（帝辛）二十三年囚西伯于羑里……二十九年释西伯……三十三年王锡命西伯得专征伐……三十四年周师取耆及邘，遂伐崇，崇人降……四十一年春三月西伯昌薨……五十一年冬十一月戊子周师渡孟津而还……五十二年……周始伐殷”等帝辛在位时发生的诸多历史事件。《殷氏家传》记载的帝辛末年为丙申年也与江晓原据诸多天象推断的周殷牧野之战发生于公元前 1044 年 1 月 9 日高度一致，笔者认为这更不是巧合。因为按照公元纪年转干支纪年的标准方法推算，《殷氏家传》记载的帝辛末年丙申年的绝大多数月份虽然属于公元前 1045 年，但丙申年的年尾应该已经进入了公元纪年的下一年——公元前 1044 年，所以笔者认为江晓原据诸多天象推断的周殷牧野之战发生于公元前 1044 年 1 月 9 日转换成干支纪年的年月日应该不属于公元前 1044 年对应的标称干支年丁酉年 ，而仍属于公元前 1044 年对应的标称干支年丁酉年的前一年丙申年，这就是公元纪年与干支纪年转换时必须考虑的“年头年尾效应”。经查许剑伟先生的《寿星天文历》得知江晓原据诸多天象推断的发生周殷牧野之战的公元前 1044 年 1 月9 日对应于干支纪年的丙申年十二月初四日（丙申年庚子月甲子日），而不属于公元前 1044 年所对应的标称干支年丁酉年，这就是“年头年尾效应”的缘故。

注释：

【注 1】详见江晓原、钮卫星著《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 年 10 月新版。以江晓原教授为首的天文学研究团队曾应国家九五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之一的席泽宗院士的安排，接受“工程”中《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研究》和《三代大火星象》两个专题的研究任务，均获得重大成果，尤以天象研究得出周殷牧野之战发生于公元前 1044 年 1 月 9 日（甲子日）的重大成果最引人注目。

江晓原教授得出的公元前 1044 年 1 月 9 日（甲子日）为周殷牧野之战发生日之说，虽未成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倾向性选择，但“夏商周断代工程”确认他有特大贡献（即他的“武王克商年的推定研究”于 2001 年获“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科技成果奖”）。“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前夕时（2000 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初版《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获上海市第六届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

【注 2】江林昌著《夏商周文明新探》，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版。

【注 3】这里的“星在天鼋”之“星”，韦昭注云“辰星也”，即水星。

【注 4】韦心滢：《殷代商王国政治地理结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注 5】汉章帝刘炟公开宣布中止执行西汉绥和二年（公元前 7 年）开始实施的刘歆《三统历》，正式废除秦汉以前一直使用的“岁星纪年”方式。